周小川的15年央行使命：以战略定力过险滩激流

发布日期：2024-09-19 21:19

来源类型：打量视频 | 作者：周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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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至今，15年多的任期让周小川成为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时代造就了这位大国央行行长，也在他身上打下烙印。15年间，经济“转轨”过程中，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行政化的银行体制，缺乏弹性的利率、汇率均无法满足市场化需要，亦难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周小川任务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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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被问及漫长的工作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和遗憾的事时，周小川回答，经过这么多在金融系统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难挑出来说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不过能跟大家一起将金融改革开放向前推进，是件很有幸的事。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9日的这场记者会备受关注，毕竟央行行长人选确定已近在眼前，而周小川已年满70岁。

恍惚间，15年过去。在他任职期间，留下了“技术派官员”“改革者”“人民币先生”等称呼，留下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国际化的人民币、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收获了国际财经界的诸多赞誉。

“带领着中国央行趟过静谧湖泊、冲过激流险滩，把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将增长维持在合理区间，同时努力抵御着随时可能威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各类风险。”2016年，有媒体如是评价周小川。

“孙冶方奖”获得者

市场对这位行长不能更熟悉，即便换一块表也会引发关注。2017年两会期间，周小川戴了块耐克运动手表，就被很多有心人注意到。

“出现在发布会上的耐克运动手表自带暗示：这名业务精湛的技术官员有着如今最具腔调的健身之道。”有市场人士称。

事实确实如此，2017年10月，一段周小川在央行系统内部羽毛球比赛中的小视频流出，视频中这位年届69岁的老人连击四球，神情投入，身手依旧矫健。“周行长很爱打羽毛球和网球，这两项运动都需要耐力、灵活性、速度、精确性和战略技巧，这些都是央行行长的应备素质。” IMF总裁拉加德称。

早在大学时，周小川便爱好各项运动，周小川的老同学、北京化工大学网络中心主任董晓国回忆称：“1. 8米多高的个子, 会打排球，是学校排球队主扣手，代表过学院参加与清华大学排球比赛，还拿了亚军。”

在2016年出版的《与中国打交道》中，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评价这位老朋友时称，“周身长而优雅，多才多艺：英语流利，1980年代学会打一手好网球，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持久不衰，曾在研究生的协助下编写了一本西方音乐指南。”

周时常会在一些国际性论坛上会用英文发表演讲，周小川曾经的老师、北京化工大学教授侯贵海说：“他大学时英语就很好，能对答如流，担任英语课代表。他的法语、俄语、日语都很不错，理解得快，勤奋又好学。”

流利的英语、极高的专业素养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友谊。周小川是清华大学博士，博士毕业后进入体改部门工作，崇尚“系统论”和“整体论”，两度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上世纪90年代，周小川与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等合著《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被外界称为“整体改革论者”。

在挂职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后，周小川开始从学者向官员转型，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央行副行长、建行行长和证监会主席，并于2002年回归央行，接任行长至今。

渐进改革者

对于周小川来说，改革是一直延续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周在体改委任职时，便对多方面改革进行了深度思考。在2008年集结出版的《周小川改革论集》中，涉及财税、外贸、住房、公司治理、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内容。

周小川担任行长之时，四大国有银行发展面临很大困难。截至2002年底，四家国有银行不良率按四级分类为21.4%，按五级分类达25%左右；而资本金总额7494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

“资本金补充是个难点。上次我们已经补充了2700亿，现在工农中建的资本金又不够了。”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称。1998年，四大国有银行刚接受了首轮2700亿元注资，且在周小川的率先推动下，四大AMC相继成立，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

再次注资，钱从何来？彼时周小川将银行注资与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汇注资。2004年1月，新华社称，国务院决定选择中行和建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为其补充资本金。“神来之笔。”一位央行系统官员评价称。

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已是事实，一系列改革后，目前四大行均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周小川称，大型银行财务重组、公司化改制、股份化、发行上市，这些做得比较快，取得了效果。但公司治理、信贷文化、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慢过程”，不能指望一天就有什么大变化。

周渐进式的改革思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般认为，利率市场化需要先于汇率市场化实现。2003年之前，银行定价权浮动范围只限30%以内，此后浮动范围不断扩大。2004年10月，贷款上浮取消封顶；同存款利率下浮不设底。2013年7月起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2015年10月24日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管制。至此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

周小川参与汇率市场化改革，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任职中国银行副行长时。其行长任期上，汇率改革亦卓有成效，2005年7月开启汇改以来，汇率波动区间不断扩大，由0.3%扩大到2%，同时中间价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不过过程较为波折，2008年下半年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受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部冲击影响，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同时叠加中国A股出现大幅调整后的“余震期”，全球市场经历了一场“恐慌性抛售”。2016年2月，中国央行官网发表了周小川的媒体采访全文，他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面没有问题，稳定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汇率浮动更依靠市场波动是一个长期过程，当前不是一个特别的汇改时机，但会朝对外开放的方向发展，汇率浮动区间不是太重要的事，当前浮动区间很少限制到汇率随供求关系变化。” 周小川2017年10月称。

伴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亦取得里程碑式进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原IMF副总裁朱民称，“入篮”表明人民币得到了整个国际的认可，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彭博称。

“从经济角度看，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尊重实践的态度，这与理想主义有所不同。目前尚没有关于经济转轨的专门理论，因此，转轨过程也就是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改革需要不断积聚动力，以便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周小川2003年曾表示。

历史需要机遇，改革者需要智慧与耐心，“渐进”是时间的馈赠。

守望者

周任职央行行长15年间，中国虽有部分金融风险事件，但未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也被部分人称为“老中医”：上医治未病，防范于未然。

周小川的守望，既是警惕风险，亦是给予金融创新空间。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余额宝崛起为重要标志，它推动了货币基金进入大众视野。央视评论员钮文新呼吁取缔余额宝，一个重要理由是余额宝抬高了贷款客户的成本，这一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每个人身上。

周小川2014年表示，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过去没有严密的监管政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此后，因部分机构打着金融创新名义，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互联网金融风险爆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央行等部门迅速开展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现在周的第三届行长任期即将结束，机构改革风云再起，3月9日，周小川称，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在还在进行中，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披露了金融改革的主要思路，未来央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作用。

任期将近结束，这位守望者仍尽心尽力，其“赠言”谈及内容多集中在：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防范明斯基时刻，降低杠杆率等。

2017年6月底，周小川在“陆家嘴论坛”上力陈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不开放纵容低标准”。10月第36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上，他再度表示，中方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在党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周小川关于“明斯基时刻”的表述引发广泛关注。他说，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的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现在，中国需要将杠杆率降下来。”在2017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周小川表示。他说，中国的整体宏观杠杆率较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借款形成了较多债务，应认真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责任划分，并提及当前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增长较快需要注意。

会上他还指出，未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一是影子银行；二是资产管理行业；三是互联网金融；四是金融控股公司。

三届任期下来，周在央行度过了15个春秋，人生总共也没几个15年，他将自己事业最黄金的年龄献给了央行。3月9日，在被问及漫长的工作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和遗憾的事时，周小川回答，经过这么多在金融系统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难挑出来说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不过能跟大家一起将金融改革开放向前推进，是件很有幸的事。

的确，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人生的中途、富有创造力的壮年，发现自己此生的使命。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文作者：张奇

周小川：智推改革的行动者

伯南克卸任美联储主席后，对于美联储和他本人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给出了“有勇气的行动者”的评语，他还特地强调“在所有的危机当中，都会有两类人：敢于行动者和惧怕行动者。这一次，我们行动了”。由此可见，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即使拥有百年历史的美联储，在实施反危机应对时也是困难重重。以美国为参照，如果说在危机的应对中，由于有完备的现代市场化经济机制，美联储最需要的是“勇气”，对中国而言，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中国人民银行还很年轻，而且市场化经济机制还在完善之中，所以，包括央行在内的宏观政策部门仅凭勇气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在调动和争取更多既有可用资源的同时，主动营造恰当的施策环境。回首过去，中国不仅基本实现了率先复苏的初衷，而且改革进程还以危为机，得到了一定的推进。其中，金融领域更是一马当先，尤其是在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

中共十九大指明了未来金融领域发展的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站在“新时代”的转承期，对中国金融改革实践梳理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主导下金融快速发展的实践总结，更具现实意义。

年轻的实践者

实际上，人民币和中国人民银行比共和国还要早一年诞生——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第四号公文，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并于当年12月1日起发行人民币。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真正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是1984年后的事情。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办原来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随着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了实质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但其获得法律确认则是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的事（2003年，随着中国金融分业监管格局的建立，全国人大对该法做了修正）。

因此，严格地讲，能被称为央行行长者，应从1984年算起。至今先后有六位行长执掌中国人民银行，其中四位行长的级别都在部长之上，这显示出中国的央行行长一职历来就有高配的惯例。若按照更为严格的中央银行制度范畴而言，从1995年算起，中国的中央银行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历史和逻辑是统一的。在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的过程中，“年轻”和“高配”作为其特有的历史基因，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以及货币政策框架的形成和演变具有特定的意义。首先，中国人民银行主导下的金融领域改革能得以快速推进，与行长“高配”密不可分，这使其能够协调更多资源推进改革，始终保持金融改革快步走的节奏。其次，由于年轻，中国人民银行在为经济运行手把货币总闸门的过程中，必将面对太多的“不知道”，但这些“不知道”并不能作为其不行动的理由，有时甚至被迫在“不知所措”下采取行动。不过，年轻的好处是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具有别人没有的灵活空间。

从此两点基因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民银行在实践行动中出现的多次反复、修正和补充，虽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金融改革步伐始终没有放慢。当然，这样的实践是有成本的，例如，货币供给增幅和通货膨胀，至今仍具争议。

1.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M2）和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分离，恰恰始自1995年。至今，M2已升至GDP的两倍以上，显而易见，随着中央银行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20余年间，巨额的货币信用同时也被创造出来了。期间，GDP由6万亿增至74万亿以上，增长了12倍多；而M2由6万亿增至170万亿，增长了27倍多。经过本次反危机之后，目前在全球广义货币供给中，人民币占比已高达30%，如此巨量的货币供给，未来究竟会以何种姿态演变呢？

2.共和国建立至今的60多年，按照GDP平减指数计算，通货膨胀累计增长了727%，但其中一半以上增长是1995年后积累的，期间我们还经历了两次通货紧缩。中国人民银行的使命之一就是稳定物价，未来物价形势又会给央行出什么难题呢？

种种疑问还有不少，这反映出作为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无疑是年轻的实践者。但就是这个年轻人，在近20年间带给中国金融的变化，却是惊人的，更为重要的是，有些变化还在进行中。

智推改革的行动者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行政地位和法律地位获得确认，是在朱镕基（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央行行长期间完成的。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就能如此顺利地得到承认和确认，除了行长高配优势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正处于历史性突破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改革由“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进入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市场化程度持续快速提升，带动包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大幅加速；与之相适应，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式也必须由行政命令为主转为市场手段为主，因此，构建包含总量性的货币政策和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架构就迫在眉睫。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责，还初步提出包括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等在内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思路。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的地位予以法律确认，并首次明确“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自此，中国人民银行就成为了“证照齐全”的中央银行，而且成为宏观经济调控中总量控制的主要部门。除了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国人民银行还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对银行业的监管。虽然1993年上述《决定》就已经提出“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但就当时金融监管的实际情况而言，仍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金融混业监管格局。证监会和保监会于1992年、1998年相继成立，2003年银监会成立，这才彻底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从央行职能中分离出来，中国金融业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业监管”，即“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初步形成，因此，2003年无疑是央行职能的调整年。

周小川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时间是2002年12月，他接任的是职能刚刚收缩的央行。然而谁又能预料到，就是这个央行，却在随后的15年间推动中国金融领域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回头去看，此变化的发生虽然超出许多人预期，但也有其必然性。

之所以必然，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如前文所述，作为“年轻央行”，由于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更容易低成本地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在职能、工具等方面享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拓展空间；其次，在多个部门工作的履历和丰富经验，让周小川在日后推动金融改革时，能在“中国实情”的环境下，找到“把事办成”的方法和突破口。而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方案的主要参与者，又能够始终站在改革整体系统性推进的全局视角上，来推动金融改革。过去15年来，中国金融领域的变化，充分展示了周小川的理论素养和富有策略的行动能力，其在任内推动了央行职能丰富完善、债券市场的扩容、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多项重大改革，不仅重塑了大国央行的行事规则，更重要的是从金融端将中国整体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名优秀的中央银行家，必须具备“把事办成”的高超艺术，仅就此点而言，周小川无疑是优秀的。在其履新央行行长一年后，就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正。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在此次修正中，将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的职责描述修正为“维护金融稳定”，从而将维护全局性金融稳定的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肯定地说，中共十九大确立的、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与当初“金融稳定”预先考虑和准备有内在的一致性。

另外，主动将系统性改革内容尽量具象化至金融领域，进而让金融改革实践始终与全局改革战略意图保持一致，也展现了周小川“把事办成”的高明之处。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支付结算、金融市场构建和系统性风险防范”五项金融改革任务。

除此之外，为了保证金融改革推进更加顺畅，央行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主导性作用，周小川采取了结合实际变化适时灵活调整央行目标的策略。

1. 2003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第三条再次明确：“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2. 2010年，周小川在“牛津中国财经论坛”上的午餐讲话时，提出“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

3. 2011年7月，周小川在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表示“中国中央银行有四个目标：保持低水平的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相对较高的就业率，以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4. 2014年，周小川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央行把改革发展也作为央行的重要目标”，同时还把前四个目标修订为“低通胀、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创造适度的就业机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5. 2016年，周小川在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政策研讨上的发言表示：“中国央行采取的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

6. 2017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这显然反映了周小川行长的思路。

全球范围内，能够与拥有“4+2”目标及“双支柱”框架的中国人民银行相并肩的央行几乎没有。按照“丁伯根法则”，只有手段数量超过目标数量，目标才有可能完成，而实际上，手段数量基本是和职权范围成正比的，所以经过15年改革发展，央行的职责较当初已经极大丰富。

当然，除了拥有高超的“把事办成”的艺术之外，优秀的中央银行家还必须具备高超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即知道在什么时间办什么事。例如，债券市场的扩容、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

早在1996年，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时就提出要“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但是，截至2002年，直接融资比重仅为4.9%，其中，股票融资为3.1%、债券融资比重为1.8%，即直接融资只是在股票融资带动下缓慢提升。2007年，A股泡沫破裂，随后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升级，中国金融陷入暂时的困境。如何在反危机的同时，继续推动中国融资结构优化和金融市场发展，成为一大难题。

中国人民银行敏锐地抓住这一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将此难题转化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实现突破的窗口，当年就成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果断地推动债券市场持续跨越式发展。目前，中国债券市场已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其中，信用债市场规模已经升至33万亿元。截至2016年，中国的直接融资规模超过4万亿元，比重升至24%，其中，股票融资比重为7%、债券融资比重则大幅升至17%。更为关键的是，债券市场率先完成了利率市场化，同时由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期权市场、票据市场、衍生品市场和黄金市场等组成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也逐步构建和发展起来。

与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齐头并进的金融大事件，还有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人民币自由化最主要的内容，即货币内外价格的市场化和货币使用的国际化。

人民币自由化进程就是包括利率机制、汇率机制和资本自由流动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协调机制。此协调机制不仅是整体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大国金融的必然要件。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按照所谓“次序论”，而是采取兼顾的策略——哪项成熟就推动哪项，所以，在中国金融实践中，三项改革是交织在一起的，并没有严格的先后之分，但是，在技术策略上始终是有“一盘棋”的考虑，对此，在2015年5月27日举行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学习报告会暨政协机关干部系列学习讲座上，周小川以《金融改革发展及其内在逻辑》为题做了系统性阐述。

首先，债券市场的发展让利率市场化找到重要的突破口和抓手，利率市场化得以率先在金融市场完成，随后逐渐覆盖了所有金融产品，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场化，更是在金融市场扩容基础上，由银行理财发展带动下完成的。

与利率市场化并行，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过程中，鉴于要权衡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利益，还要顾及国内经济的实况，中国人民银行推动下的汇改，采取了更为“迂回”的策略。通过向国际“补做家庭作业”的积极表态，主动化解汇改的外部压力、为汇改争取时间，充分利用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出国际货币体系调整的机会，分阶段、多路径尝试，逐渐形成了市场为基础、既透明又可控的汇率机制。

客观地讲，与其他改革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阻力是最大的，其中焦点集中在人民币的自由流动上，因为货币自由流动的程度决定了它在国际间被使用的程度，一种自由流动难度很大的货币，很难被外界所接受，更不用说全球范围的使用了。

首先，在理论上就存在“不可能三角”，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在开放型的经济环境下，一国的金融政策始终面临“两难选择”。其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过快地推进资本自由兑换（流动），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可以说，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周小川和中国人民银行始终面临这两个方面的压力。

因此，对于中国的金融政策而言，一个客观要求就是必须实现对“三角”的兼顾。就实践结果而言，中国确实也实现了兼顾，渐进式地取消了资本管制，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也逐步得以构建完成，期间，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并未完全失控，即没有出现爆炸性结果——金融危机。周小川和中国人民银行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由于中国兼具一个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征，不同阶段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点有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一方面增加了政策安排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政策能够有所侧重提供了“可乘之机”，即中国面临的“不可能三角”是非等边的，所以只能相机抉择，非“条件论”和“顺序论”，而央行相机抉择的抓手就是因时因地、灵活调整政策参数。

例如，汇率稳定方面。8•11汇改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曾采取区间盯住、控制波幅，甚至是直接入市干预等手段，来维护汇率稳定；汇改之后，更加依靠透明的规则和政策参数调整。2015年8月11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目的就是明确“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含义就是指市场交易形成的收盘价；2015年12 月11 日开始公布CFETS、BIS 和SDR以明确“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基本标准；2016年2月又明确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和参考一篮子货币结合机制；2017年5月引入逆周期因子，充分体现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中，逆周期因子就是典型的政策参数。目前，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市场化规则和政策参数两个方面均具备了实现“汇率稳定”的能力。

再如，资本自由流动方面。自1996 年人民币实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之后，只要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人民币就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且自由兑换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正如周小川2017年谈人民币入篮SDR时所说，“从国际经验看，在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管制很难充分有效”。但在跨境资本异常波动加重的环境下，央行采取的“实需用汇背景”、动态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等，也均属于调整政策参数的范畴，同样也是在市场化、透明的规则下作出调整。

至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1997年放开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和现券的交易利率作为启端，到2015年彻底取消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可以说中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这意味着市场化规则已经确立下来，目前在“利率走廊”的调控机制下，央行能够针对国内的通胀、资产价格以及金融领域杠杆等，灵活调整市场利率中枢。

更为关键的是，上述围绕“三角”的政策参数调整节奏，并不是同步的，而是穿插操作的，依据则是对经济矛盾判断下的相机抉择的政策选择，即“非等边三角”是动态变化的——长边和短边都不是永恒的，因而才要求政策必须有所侧重，但正是这个“有所侧重”实现了“兼顾”，不仅没有引发危机，反而使人民币目标慢慢地接近实现，人民币成功加入SDR，成为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而且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经过上述对历史的回顾和对逻辑的归纳，本世纪以来中国金融领域改革之快、进步之大，与这些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坚定推动密不可分。当然，伴随着金融的壮大，新问题也应运而生，不过，事物总在变化中求得发展，这些新问题并不能成为市场化改革停步的理由。

大金融后的难题

邓小平在1991年春节期间视察上海时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截至2016年年底，银行、保险和证券合计总资产规模超过252万亿元，而在2003年时，金融行业总资产规模还不足30万亿元。邓小平总设计师当年说的第一句话已经实现，金融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但是，金融使经济“全盘皆活”了吗？恐怕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1.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减弱。危机前（2004-2008），银行业资产年增规模占GDP（剔除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平均为30%，即1元的金融投入能够带来3元的实体经济增长；现在该占比已升至42%，即1元金融投入只带来约2.3元的实体经济增长。

2.“金融空转”严重。剔除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名义增速由危机前（2004-2008）的18%降至目前的12%，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危机前（2004-2008）的5%升至目前的9%；目前银行业的四分之一资产配置源于同业往来，金融升、实体降、同业高的实情表明“金融空转”严重。

3.金融资产质量快速恶化。按照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的口径估算，目前中国银行业的潜在不良贷款已升至7.5万亿元左右，同时企业违约的频率和规模也在快速上升。

4.金融脱媒过度。目前，M2/GDP已超过200%，中国金融深化推进很快，但同时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金融业态快速兴起，客观上也增加了金融风险跨市场网络式传染的可能。按照穆迪公司（Moodys）的测算，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已近65万亿元，占GDP比重87%，影子银行体系规模的不断增长意味着信贷无序紧缩时，银行在替代影子银行信贷方面可能会面临困难，而依赖此类融资的借款人将有遭遇信贷危机的风险。

5.金融监管体系完善进程的滞后。近年来，在中国金融市场，“影子银行”“钱荒”“债荒”“股灾”等不断成为高频词，均表明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金融综合经营的加快、系统性风险的防控及国家金融安全的维护，加之我们对宏观审慎政策和监管认识的不断深入，均对金融监管改革提出新要求。

6.金融调控传导机制的弱化。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难题，如何在营造适宜推进结构调整的货币金融环境前提下，实现“稳杠杆”，如何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问题，都对目前不断弱化的金融调控传导机制提出改革要求。

这样的问题和难点还有很多，不必一一赘述。目前金融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最终结果都是降低金融的应有效率，如何尽快扭转这一局面，是摆在央行面前的首要任务。

未来之路

经过前文的梳理，一个现实问题自然跃于纸上——作为不断摸索的实践者，未来央行行事的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显而易，那就是：市场原则。

1992年中共十四大将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至今已20余年，央行无论是职责和职能，还是机制和政策工具，均经历持续的改革和发展，期间虽有反复，但方向没有变——不断提高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提升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今后一段时期金融领域的主要任务就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这表明未来央行的实践原则已经在顶层设计上得以明确。

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则再次强调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将未来五年金融领域的主要任务调整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未来央行依然需要一位坚毅的市场派长跑者，来坚定地推进市场化的央行实践之路。

为什么迄今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坚持了市场经济。

每一位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者和参与者都有必要扪心自问：你是否相信市场？在关键的时候你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你相信市场能调整结构，还是相信结构一定要通过行政指令才能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宪法》，口头上几乎没有人说不相信市场，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很多人，对市场机制产生怀疑，甚至自称是深入调研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如何理解和贯彻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将是货币当局长久面对的重大课题。

本文来源： 财新

本文作者： 简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