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统之争到全球文化整合——重新审视清代今文经学

发布日期：2024-09-18 22:20

来源类型：每日养生谈 | 作者：苏拉德·皮凌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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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聚焦一场始源于汉朝儒学内部，并且旷日持久的对于中国的哲学思想史，发生重大影响的一场争论——今古经文之争。从表面上看，这是对于儒学思想理解的不同，但是它更深层次，背后的冲突和融合是什么，它又和西方的文化，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十六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与文学研究，包括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及与海外游历研究，在《文学评论》、《哲学动态》等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张翔曾在牛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学，2001到2013年间，担任《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社评主笔，写作经济时政评论百余万字。

前言

张翔：我觉得做思想史的研究，或者经学史的研究，它跟政治史这些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它有的时候就像破案一样，你从这个思想史这个地方，会发现这个人，可能和那个政治事件之间，有某一种关系，有的时候还会跟比较长距离的时间间隔的一些人或者事件有关联。有的时候可能还发现会与一系列的事件有关联。这个就非常充满乐趣。小时候我们在农村捉一条泥鳅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发现，可能还有好几条泥鳅在那里。小孩子当然是很高兴，做学问做研究，有的时候也会体会到这种小孩子时候的欢乐。

比如说，在思想史的研究里面，当年的清代的经学家数学问题有非常深的研究，今天人们不太能想象到这种情况。

我在研究中间发现，清代的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常州学派的祖师爷庄存与和他的朋友、他的弟子、或者他的再传弟子，他们当时这个群体，对数学问题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原因是什么？他们当年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文化挑战，就是利玛窦，还有后来的很多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数学知识，引起了中国思想界，也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比如康熙帝就曾经召集一群儒家知识分子，和传教士一起来研究数学问题。他们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数学家，其实也有启发。有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叫吴文俊。吴文俊先生在1956年的时候，就曾经跟钱学森，还有华罗庚，一起获得过中国的最高的科学奖。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届全国的最高的科技奖得主，也是吴文俊先生。他的数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一个部分是对从先秦到宋元时期达到高峰的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他同时从传教士和儒学知识分子的数学争论中间，获得了重要的启发。

数学家 吴文俊先生

主持人：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问的是，究竟我们今天的这堂课是就历史而谈历史，还是通过历史照见到现在，有一些借鉴的意义。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研究这段争论，对我们来说，应该有哪些启发的地方？

张翔：今天我们研究这个历史，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想一想，当代中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今天的中国，自己未来的道路和前景，都需要自己去寻找，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告诉我们怎么走。我们想想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美国的著名思想家福山，他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论述，叫做“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了。但我们发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爆发之后，会发现这个福山的态度也变化了，历史并没有终结。在技术上、在科学上领先的欧美国家，都普遍地陷入迷惘，都陷入了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她要寻找未来的方向，要寻找走向未来的道路，她都需要通过自己的智慧，来提供一个方案。并且中国现在还期望，通过自己的方案，给这个迷惘的世界一些启发。那这一个努力，其实在鸦片战争以来，或者更早以来，在面临当年所谓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就在进行不断的探索，而我们从当年他们的探索里面，可以获得很有意思的启发。你会发现，历史原来经过一百多年，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呼应。

清代今文经学与近代中国政治进程

不知道大家以前接触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和今古文之争这些问题接触的多不多。其实这个题目，并没有那么神秘，它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其实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把它放在近代以来的，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间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对我们的中国的目标，和走向这些目标的道路，其实提供了很有意思、非常重要的探索。

说起目标和道路这个问题，大家并不是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在生活的阅历里面，也会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体验。我们个人可能有小目标，有大目标，我们对于实现这个小目标，或者大目标，我们会有不同的安排，有不同的构想，会寻找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一个政治进程，在确定自己的目标和探索道路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有点不一样了。在一个大的社会运动里面，一个国家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候，往往会定一个非常高的目标。这个目标如何落地，有实现的可能性？并不是说像个人的生活那样，很容易就做出一个分析。近代以来，中国其实有一个很长的探索的过程。

鸦片战争以后，目标一开始并不是那么具体。我们看太平天国运动，她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天国，太平天国。然后到康有为，他写《大同书》，提出一个大同社会构想，他同时提出，大同社会还比较远，还比较够不着，所以在小康世，要有一个君主制，然后再慢慢地过渡到共和制。他多搭了一个阶梯。然后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认为康有为把大同和共和混为一谈，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共和是比大同要更低一点的目标，它在君主制和大同之间，其实有共和制这个现实的目标，阶梯又多了一层。然后再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这个阶梯就更多了。她在建立共和国的道路上，有不同的分层，有旧民主主义革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和国建立之后，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再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军。改革开放之后，对这个进程，她又有一个新的构想，认为在现有阶段下，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努力，过于超前，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要进入到一个更宏远的目标的话，需要更多层次的目标的划分。最近两年，中国马上就要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了，那下一步中国怎么样去描绘自己的蓝图？比如说“中国梦”，重新讲我们的“初心”，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有的时候，还会有第三句， “为人类谋大同”。你看这个大同的目标，仍然是在我们的政治规划里面。如果是从这么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清代今文经学，像康有为这些人，他的构想，其实在这么长的历史线索里面，有他的特别的启发。今天，我就先从太平天国运动说起。

“太平”与“天国”的思想史脉络及其融汇

洪秀全并不是一个今文学家，但是在这个运动中间，有重要的今文学家参与这个思想斗争。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讲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发生了一个什么变化。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的情况，有一个重要的论述，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者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康有为对这种巨变有一个他自己的分析。他认为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是从明末西方开始海外拓殖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巨变跟以前的蒙古人入主中原，满洲人入主中原，来建立一个王朝不一样。这两个情况，是他所谓的“以野蛮之国入文明之国”，他进入到中国以后，就被中原同化了。但是，在明末开始的这个世界大变局，情况非常不一样，这个时候“列强环伺”，形成一个瓜分中国的态势，殖民者对于被殖民地区，或者是被进攻的地区，认为是“以文明之国入野蛮之国”，自己是文明的，别人是野蛮的，或者半野蛮的。在这么一个文明、军事被人认为是全面落后的态势之下，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中国人，我们会怎么做？

做出一个跟以往很不一样的回应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可能大家对太平天国运动，已经不太熟悉了。我们看太平天国运动，它的这个名字，就非常的特别。这个名字，我们把它分开看，它一半叫“太平”，一半叫“天国”。天国，肯定是跟基督教有关系，它是洋教运动的一个衍生物，是天主教进入中国之后带来的一个变化。那“太平”呢？这个太平是儒学经典中讲的“三世”中的一世，所谓“三世”是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不断循环。“太平”与“大同”含义接近，往往相提并论。“大同”在儒学经典中最为重要、最广为人知的出处是《礼记·礼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洪秀全在他的《原道醒世训》里面，就引用了这一段大同论述。他这个“太平”，就是从古代的中国人对大同社会的想象里面，提炼出来的概念。我们从她的国号就可以看出来，“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理想，和一个外来宗教的影响下的宗教运动的结合体。他为什么要用“太平”这个词？因为当时知道天主教的人非常少，他就必须要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个概念，来动员大家。这个运动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宗教运动，他是要发动农民起义。这个农民起义要想取得胜利，就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参加。他凭什么能够动员大家参加？他就一定要确立一个比较高的、好的社会理想，他用这个社会理想，来号召大家，动员大家，来参与到这个运动里面来。

我们分这样两个方面来看“太平天国”的由来，其实各自都有一个思想史的脉络。

“天国”这个部分，我们知道洪秀全发起的这个宗教运动，叫做“拜上帝教”运动。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重病，梦见自己在天上见到了上帝，上帝要他下凡来扫除恶魔。他再以这一个梦，作为建立拜上帝教的一个重要契机，他是这么来进行社会动员的。GOD这个词，为什么翻译成“上帝”，不翻译成高德地图的“高德”呢？这跟利玛窦来到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明末时期。明末时期，和清末时期可不一样。明末时期的中国，国力还比较强盛。那他要来中国传播天主教，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别人不信，觉得你这个不比我们高。他采取的办法是钻进儒家的肚子里面，装扮成西方来的儒生，然后来做工作。他采用了什么办法呢？他就要发现儒学史里面的缝隙，通过这个缝隙来做文章。这个缝隙是什么？这个缝隙就是今古文之争。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

不知道大家看过前两年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没有？在这部电视剧的第一集里面，司马懿和他弟弟，跟杨修之间的辩论，就是一个跟今古文之争有关的辩论。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今古文之争呢？非常关键的一个事件，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个后果，儒家的经书都被烧掉了，失传了。后来在汉景帝的末年，孔子的故居墙壁倒了，发现了一批古书，有《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这些。有一批儒学学者认为，研究孔子的思想，研究儒学的思想，就应该对这一批古书进行考证，通过这种考证，来把握儒家经典的含义。这样的一个流派，我们把它称作古文经学。那今文经学是什么呢？今文经学是强调，儒家经典只是看字面意思是不行的，我们要看这个字面意思它所传达的微言大义是什么。儒家学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传播方式，它是用口头传播的方式，来传播它的思想。孔子授课给他的学生的时候，在口传的过程中间，孔子可能有些话，不方便说，他只能够悄悄地说，这些想法往往是不会写在文字上的。孔子的弟子以及后来的儒学学者，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也会通过口授的方式传给他们的学生。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洪秀全引用的大同社会的想象，你成天在皇权社会讲大同社会，会有什么效果？天天讲人人平等，讲君主和平常老百姓也平等，这是有风险的，很可能会犯了很大的政治忌讳。所以，就要通过对儒学经典的阐释，看他为什么这么说，而不那么说，来了解他在这个里面的微言大义。我们来举个例子，著名的经学家何休，对“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分别有个阐述，跟我们后面讲康有为很有关系。升平世，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小康世，太平世也可以叫做大同世，就是大同社会。康有为后来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用进化论的想法，来讲“三世”的关系，就是有一个从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又进到太平世的进步过程。当然康有为同时也会讲到“三世”的循环史观，就是不断的循环，太平世之后，有可能又会到据乱世，然后又是升平世、太平世这么一个反复的循环。那么今古文之争在什么地方呢？今文经学家，往往认为古文经学家，你只会死抠文字，把《春秋》看作“断烂朝报”，不知道竟然还有深意在里面。而古文经学家，就经常会认为今文经学家对于先圣留下的文字，做胡乱的解释，有的时候就是异想天开，乱说一气。这是我们在今古文之争中常见的，尤其是有意气之争的时候互相攻击的情况。

那么利玛窦就利用今古文之争来做文章。利玛窦抓住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个点，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儒学的发展方向出了问题，把孔子的精神给丢掉了，尤其是把佛教跟儒学搅到一起。那么他要讲孔子在讲什么呢？他就在孔子的这些儒家经典里面发现，比如说《诗经》里面，就有“上帝”，《易经》的阐释里面，它也有“上帝”。那他就说，这个上帝就是讲我们《圣经》里面的上帝。他具体地讲，就是后来的儒学的发展问题，就是不再讲上帝了，这是他的一个分析。他这个分析，跟以往的儒学争论就不一样了。唐代的韩愈，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他的《师说》等作品。他在这些作品里面提到过，儒学的道统，从尧舜，到孔子，到孟子，就中断了，后来的儒学家，就要把这个道统重新振兴起来。我们知道他也排佛，但是他这个排佛，他要接续儒学的道统，那可跟利玛窦不一样。利玛窦是要把儒学的道统接续到讲上帝的《圣经》，讲上帝的道统，所以他要讲上帝。

洪秀全就是接着利玛窦讲上帝，但是洪秀全是不是就像利玛窦这样讲上帝？其实也不是。洪秀全讲的上帝，是个中国化的上帝。他是把“太平”和“天国”融为一炉，就是以我为主来消化他们，来整合他们。他要建立的这个宗教政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国家政权，他的主权是自己的，而不是罗马教廷的，它不是属于罗马教廷管制下的。他要建立起的是一个中国的主权，在他构想中的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地上的天国。当然这个运动失败了。

“太平”的这个部分，洪秀全以前是个科场失利的读书人，在准备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对儒学经典自然有基本的了解。有一位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者简又文，在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著作里说，康有为的老师、岭南大儒朱次琦有三位著名的学生，一位是康有为，一位是洪秀全，一位是简朝亮。他引述了简朝亮的回忆，洪秀全在广州时曾经听过朱次琦的几次课。掌握“太平”、“大同”这样的思想资源，对于洪秀全不是难事，但他把“太平”作为农民起义动员的核心概念，标示着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

道统之争与清代今文经学的问题意识

我们接着要讲的是儒学学者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对。很多人都会看过唐浩明写的《曾国藩》，也看过关于李鸿章、左宗棠的传记。这些都是儒学学者，领导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曾国藩比较偏向古文经学一点，而在他的幕僚里面，有一个今文经学学者，叫做戴望。他思考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儒学、儒教、礼教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他认为，必须要去阐释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如果是我们不讲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的话，那么这个太平大同之义，就只能够被太平军讲了，被外国的天主教传教士讲了；这个理想社会的构想，就变成他们的构想了。在很多政治斗争中间，谁能够提供出一个对大家有吸引力的构想，他就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你不去占领这个阵地，就被别人占领了。

戴望同样把大同社会的构想，作为一个制高点。他认为儒学一定要抢占这个制高点。他是在今文经学的脉络里讲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的。他的老师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庄存与的外孙，叫宋翔凤。宋翔凤和戴望都是通过阐释《论语》来看孔子关于太平大同的微言大义。但是宋翔凤在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去世了。戴望是接着他的老师，继续阐发这里面的太平大同之义，这个有今文经学的脉络。

刚才讲利玛窦的时候，他的儒学阐释和传教方法跟今古文之争有关系。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其实跟西方的传教士也有一定的关联。庄存与是乾隆皇帝小孩的老师。他重新复兴了今文经学的传统。庄存与是江苏常州人，他的儿子，和他的两个外孙，都是非常重要的今文经学家，他还有很多学生，也是常州人，所以把这个今文经学派，统称为常州学派。他的今文经学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讲的是微言大义。微言大义有很多，他讲的是什么微言大义？这些会有不同的解释。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者，美国学者，叫艾尔曼。艾尔曼指出，他的经学阐释中隐含的是对当时的权倾天下的和绅的一个批判，他通过阐释儒家经典的方式，来隐晦曲折地表达。我的老师、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汪晖教授，在他的重要著作、四卷本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里面，提出了另外的解释。他在艾尔曼这个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庄存与和他的外孙刘逢禄的今文经学著作，其实还有更大的关怀，就是要为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做一个论证。这个论证里面，有个核心的话就是，“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的治理方式被中国同化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他看作是中国；但是如果中国抛弃了礼教采取了蛮夷化的治理方式的话，就不再把它看作是中国，而是把它看作是夷狄了。

在内部政治的关心之外，庄存与还有进一步的关心。进一步的关心是什么？跟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争论有关系。我们看到数学争论，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庄存与自己也写了数学书，常州学派这么多经学家，来讨论数学问题。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写《海国图志》的魏源，还有龚自珍。龚自珍有一首长诗《常州高材篇》，里面就对常州学派做了一个概述。钱钟书把这一首诗，称作“常州学派的序言”，概括叙述了常州学派的状况。在这首诗里面，龚自珍就有一句话，“近今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雠。”西方的传教士把西方算学带进来，然后常州学派的学者要跟它做对抗。龚自珍非常了解常州学派的情况，他当然知道这里面的思想论争，跟数学有非常深的关系。

今文经学家的关注点，当然不仅仅是数学，他们最核心的关注点，是对于孔子的微言大义的阐释。庄存与在他的阐释里面，就许多处说到上帝。利玛窦不是说早期的儒学里面有很多上帝吗？后来儒学学者对这些看法的反驳里面，有一个很简洁有力的反驳，就是孔子比耶稣要早四五百年，那怎么是孔子去讲耶稣的意思呢？那我们看庄存与呢，他是怎么说的？他解释易经，这个上帝是跟《圣经》里面的上帝，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所以他是通过这种方式，不是那么明晰地去回应传教士对上帝的阐释。

我们先概括一下前面讲的内容。从太平天国对“太平”和“天国”的整合， “天国”的意象被洪秀全所掌握，他其实有跟今文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对于“太平”问题的阐释，其实跟传教士的儒学阐释激发出来的反应，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互动。太平天国运动，是在世界思想的碰撞里面出现的运动。我们看太平天国运动，它在对于目标和途径的探索中间，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通过整合全球的经验，一个是天主教的经验，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对于理想社会的论述，提出了建立太平天国的想象。这是太平天国运动试图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个探索。

康有为的大同立教与阶段论

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探索，是康有为的探索。康有为的探索，跟太平天国的这种探索，有一定的同构性。当然不是说完全一模一样。他的立教的过程，跟洪秀全立教的过程，有一些接近之处，但是内容有很大的不同。

康有为在年轻的时候，他说他要立全球公理之学，要把全球不同的经验整合起来，来做一个论述。他在年轻的时候，写过一个大纲，叫做《实理公法全书》。在这个大纲里面，他分不同的门类，提出了整合不同经验的大略构想。这个方案是比较初步的，但是一般把它认为是《大同书》的雏形。《大同书》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推进呢？整合全球经验要干什么？是不是就像现在的有些智库做个一带一路报告，我把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情况都说一通，交一个报告就行了？康有为肯定不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要做的是，通过整合全球经验，寻找到中国社会的方向，要提供一个蓝图，甚至最好是还能够提供一个怎样实现这个蓝图的途径、构想。他要找到一个制高点——理想社会是怎么样的。他认为大同问题是这么一个制高点。汪晖老师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对康有为的这一儒学普遍主义思想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康有为通过对孔子的大同思想的阐释，来论证孔子不仅是对于中国很重要，而且对于全球很重要，他不仅是对于以前的时代很重要，对于今天很重要。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能够指引当代世界向前走。

康有为怎么样意识到大同问题的关键性的呢？他有个顿悟的过程。这个顿悟的过程，跟洪秀全在形式上接近。洪秀全是做了一个梦，康有为是看到了显微镜、望远镜和电机光线，意识到了大同的道理。通过显微镜观察，很小的细菌会变得很大，小的和大的是一样的；望远镜看到天下如此之大，康有为开了一个“脑洞”，认为由此可以说，我们人人都是天上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之子，人人可以平等，这是大同的原理。他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孔教。

他和洪秀全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别是，如果以《大同书》来作为立教的最重要的经典的话，康有为立的教应该是什么教？应该是大同教，或者是太平教。他要立的这个大同教的教主，不就成了康有为自己了吗？后来他回忆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想过要自己来做教主。但他后来想，还是要让孔子做教主，通过阐释孔子的关于太平大同的微言大义，来证明孔子的学说可以囊括全球不同的经验，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共和、平等这些价值。

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戊戌变法之间，他写了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个是《孔子改制考》，一个是《春秋董氏学》，通过论述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他要提出一个具激进性的想象。他说中国现在之所以有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孔子讲的太平大同的道理了。在他1893年写的书（《新学伪经考》）里面就说了，因为掌管西汉朝廷图书馆的负责人刘歆，篡改了在孔壁里面发现的那些经典，把儒学带歪了。问题在哪个地方呢？他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提出来，关键问题是不讲太平，不讲大同了。在利玛窦那里，关键问题是不讲上帝；到他这里，已经是不讲太平大同了。他要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孔教的论述，来讲理想的蓝图。

同时他讲，中国现在的阶段，当然还不是一个大同社会的阶段，它还是据乱世的阶段。这个阶段，不能实行大同世里面的共和制，应当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在这个意义上，大家会认为，他是比较保守的。辛亥革命之后，他参与张勋复辟，也是主张帝制。他通过重新阐释“三世说”，有一个理论性的解释：太平大同世非常美好，但是它是在未来；现在是升平世（小康世）或据乱世，我们只能按小康世或据乱世的方式来行动。而这个解释，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遭遇了非常激烈的批评。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对文明论知识模式的自觉超越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系统性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以大同立教的构想。陈独秀等人主张的关键是，康有为理解的这个大同，跟我们讲的共和没有关系；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和制的国家，直接去学当时的法国、美国这样的共和制国家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讲孔子，你讲孔子，只不过是为复辟找到一个根据。陈独秀他们的这种批判，怎么来理解呢？其实是它在大同和据乱世、升平世之间，加了一个共和的“阶梯”，也就是加了一个共和的阶段。陈独秀等人并不否认大同，但认为，共和制其实是进入大同社会之前的一层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提出了一个比大同更为明确的社会理想，也就是她的最高纲领，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理想跟大同是接近的。她对建立共和国，有一个不同阶段的区分。这个区分是从康有为的探索、新文化运动的探索，这么延续过来的新的探索。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对康有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评价，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是他没有找到走向大同社会的道路。也就是说，康有为对大同社会的构想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的目标很高，但没有路通向大同社会。而中国共产党对这个目标进行这么多的分层之后，关注的关键问题是，要找到实现每一层目标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推进中国革命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道路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有一个东西文化论战。在东西文化论战里面，有一个知识体系，就是讨论东方和西方文明的问题。其中主要的知识模式，是一个文明论的模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方出现了全面的危机。当时有一个学者叫辜鸿铭，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说那我们要用东方的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那另外一些学者，比如像杜亚泉就说，要进行一个调和，中国是在道德上领先的，而西方是在物质上领先。这个论述其实是从康有为的论述里面发展过来的。我们会发现，这些看法有个特点，认为中国现有的东西，就可以解决主要的问题。但是，怎么样去应对当时中国的危机，对道路问题的讨论，其实是非常不够的。

真正重要的一个讨论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兴起的对于社会科学的引进，对于无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引进，以及对文明论知识模式的自觉超越。瞿秋白在改版《新青年》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建立一个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主张《新青年》要成为“社会科学的杂志”。他要建立社会科学干什么呢？这个社会科学是用来分析中国社会，然后来寻找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做了最重要的探索的，当然是毛泽东。在当时东西方文化论战期间，在北伐的过程中间，搞农民运动，他写了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写了中国各阶层的分析，到后来他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写了关于中国革命战略问题，关于井冈山这个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生存。这些都是通过具体的社会结构分析、现实状况分析，根据已有的持续的斗争中间的探索，来总结出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这个思考方式，对于道路的论述，确实是在康有为他们的论述里面很少看到的。毛泽东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对各种思想资源做了自己的整合。所以我们看到，随着目标的细分，同时带来的是知识体系的变化，是对于道路问题的非常仔细的阐述。

结语

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探索，到康有为的探索，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探索，到中国共产党的探索，这么一个脉络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关于目标和道路的探索，它其实有一个很长的、艰苦的，但是不断推进的历程。这样的一个梳理，可以构成对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脉络的新认识，会发现一个新脉络，这个脉络就是从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的刺激，到庄存与、再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戴望、再到康有为的发展线索。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包括了清代今文经学探索的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的探索，可以看到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探索历程。这一个精神脉络，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的道统。她在这个目标和道路探索中间，其实有一个辩证展开的关系。

编辑：巴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