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符号学的回顾和展望：论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

发布日期：2024-09-19 23:17

来源类型：家常菜日记 | 作者：陈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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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鸿

摘要

新世纪来临之际，回顾以往，尤其是过去10年，笔者为符号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高兴，同时又深感忧虑，因为在符号学的发展中存在着严重问题。主要的是：符号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它的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上各派意见大相径庭，还存在试图以符号学包揽一切、理论不联系实际、各对立观点互不交锋而各行其事、定义和分类繁琐等问题。笔者认为符号学应该是在社会人文科学范围内的一种跨学科方法论，并以辩证唯物主义、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想及以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基础理论为指导。笔者同意艾施巴赫的建议：发展一门基本的、批评的符号理论；发展作为一种运用中的社会性的符号理论；发展一门历史的符号理论，使它认识自己的根源、成就和错误。

21世纪已经来临。作为一个符号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回顾以往，展望未来，笔者对符号学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指导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有力的方法论，充满信心，同时也心怀忧虑，深感当今符号学的发展存在着严重问题。在这里和大家讨论，看是否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存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符号学源远流长。西方的符号学发萌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中国在古代就有正名之说和“白马非马”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起，当代符号学几乎同时兴起于法国、美国和前苏联。几年之中跨越了政治的分界，形成了统一的学术运动。1969年成立了国际符号学会，出版了刊物Semiotica。在中国也成立了中国逻辑符号学学会和中国语言与符号学学会。后一学会已召开了四届研讨会，现在正在召开第五届研讨会。这些年来，几乎在所有学科的讨论中都经常提到符号学，有关符号学的文章浩如烟海。然而，到如今符号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符号学仍然是一门构建中的科学，因此，我们想，这种注重分析的方法论的科学还不可能有任何教科书，而且，由于符号学具有延伸的特点(因为它将是所有符号系统的科学)，故只能待这些符号系统建立起来后才能对它作学术性的探讨。”(黄天源译：1992，1)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院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中仍然坚持，符号学只是与科学有一些联系，但并未形成一门科学(巴尔特著《符号学原理》中译本115、116页，三联书店1988年)。

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存在着“符号学危机”。德国符号学家艾施巴赫在“符号学危机”(载于1987《为文化符号学辩护》)一文中说，尽管近年来国际符号学活动频繁，成果累累，实际上“符号学处于危机状态。如果这一危机不克服，符号学将迅速退化为批评家们讥讽的时髦语，这些套语将在学术方式变化时默默消失”(艾施巴赫等(编)1987，45)。他指出这种危机现象不是表现于不同意见的争论，而是表现于各种理论彼此不竞争，只是各行其事，互不相侔：它们的概念已如此分歧，以至于几乎不能有共同的讨论了。(艾施巴赫等编，1987：46)

至于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各流派学者各持一说。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在1976年出版的《符号学理论》一书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符号学：领域抑或学科?关于符号学的下限问题，多数学者倾向于把符号现象限定在人类表达的意义及其传播领域。”法国学者皮埃尔·吉罗也认为：“符号一直是某种意愿的标志，它传播一种意义。”但是美国学者西比奥克却提出了动物符号学的概念。艾柯也在《符号学理论》一书中对此加以确认，认为：“甚至在动物水平上，也存在着一些意指模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界定为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并且认为“它代表符号学的下限”。关于符号学的上限，即符号学应归属哪个领域，学者们也各持己见。卡西尔倾向于从意指功能角度看待符号现象，就必然将符号学列入文化哲学或解释学的范畴。而吉罗认为符号学属于交流和传播领域，由此引出了技术符号学和传播学的课题。(周晓风1995：2—3)

《科学符号学》(王德胜等1993：19)指出：“符号学是20世纪以来为人们所广泛研究又最具争议的一个研究领域。它是一门科学、一场运动、一种时尚或革命，或仅是一个纲领、一个学说?由于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各不同领域中的符号，因而得出了各不相同的回答，以至于在符号学研究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人人都自视是在研究符号学，人人都认为存在一个名为“符号学”这样的学科，但对于符号学的性质如何、它的疆界范围有多大，以及包含哪些内容等，又都有各不相同的看法。

笔者也深有感触，多少年来，在各种著作、各种学术场合中，累累碰到符号学的问题，也参加了多次符号学研讨会，但很少见有人对符号学作通俗易懂的讲解，举出实际的例子，或对符号学的对象、范围、研究方法等做出明确的界定。多数是介绍国外的理论或引用国外的原著，但很少解释评论。恕笔者直言，许多是空对空。因此，笔者在1996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语言和符号学研讨会上提出建议：多研究一些符号学的基本问题，编写一本符号学概论之类的书，对符号学作全面系统、突出重点（有关语言符号学、科学符号、艺术符号、社会符号等方面）、深入浅出的讲解，但至今不见这样的书问世。笔者具备一些语言学知识，但在阅读符号学书籍时很困难，深感符号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皮尔斯的符号分类法。看过多少书，英语的、汉语的、但始终没有搞清楚。许多人也深有此感，觉得符号学是一门“玄学”，让人望而生畏。

德国符号学家艾施巴赫提出了“符号学危机”的问题，我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出现这种危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①符号学涉及面过广、包罗万象、无所不至，正经历一个“符号帝国主义”时期

艾柯警告说：“当一门学科把每种东西都界定成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而宣称自己关注整个宇宙时(因而舍此无他)，乃是在玩着一种冒险的游戏。(艾柯《符号学原理》第5页、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艾施巴赫还警告说：“符号学不应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一切科学的普遍方法，其实符号学的衰弱正发生于它想踵继哲学巨人的脚步，并宣称自己是一切科学的新工具时”，“符号学能够予以影响的这一领域的巨大幅员提出一种诱惑，受此诱惑的学者欣然屈从，虽然他们的学术态度中不容否定地包含着帝国主义的动机。”(艾施巴赫等编，1987：46)

皮尔斯、莫里斯和西比奥克等符号大师都是泛符号论者。

笔者认为，按符号来源的分类法涉及的范围过于广泛。在无机物与有机物之间，有机物的范就够大了。按信道的分类法显然也是属于无机的范畴。有机物中有地球的和非地球的，仅地球的就够大了。地球的范围中有人类的和动物的，仅人类的就够大了。地球的范围中有人类的和动物的，仅人类的就够大了。依笔者之见，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应限于人类。属于动物的让动物学家去研究，非地球范围的由天文学家去研究，无机物由物理学家、无机化学家等去研究。一个符号学家的知识不可能渊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天上的飞乌、地上的走兽、水中的鱼虾、地底的矿藏，无所不知。况且，人的生命有限，不等他研这么多内容，就该休息了。即使符号学家真能研究出这么多东西，一个读者也学不了这么多东西。

②目前符号学有两大流派：索绪尔的所谓语言符号学派和皮尔斯的所谓哲学符号学派。虽然索绪尔的理论不多，但相对地讲，应用范围比较广。譬如，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应用于人类学的研究；巴特把这个学说用于对符号学和社会文化的研究；雅各布逊把符号学用于诗学的研究等(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在很多地方是重叠的)。另一方面，皮尔斯、莫里斯、西奥克等所谓的哲学学派的理论涉及的范围很广，在符号的分类和定义上非常细致，但非常费解。Robert Seholes在《符号学与解释》一书中写道：“皮尔斯像上了鸦片瘾一样，沉溺于术语，发表了许多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理论。”Floyd Merrell在《我们真正需要皮尔斯的符号规则吗?》一文中为皮尔斯辩护，但又很心虚，他说：“皮尔斯的符号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多数哲学家所忽视，而一些坚定的社会科学家只在口头上支持，多数人文学者则被这种概念的令人反感的和表面上看来令人无法了解的性质所吓倒。我这样说有点像为我的故弄玄虚的嗜好辩护。”以上评论说明皮尔斯使用的术语和对符号的分类确实令人费解。即使最终能理解，也要花费很长时间，在应用上必然非常困难。皮尔斯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据说他的符号学理论来自实证主义哲学，生物行为主义理论和逻辑学，被称为语言学符号学派的理论也有些哲学味道，他们讲的是结构主义。但据说“结构主义”又不能称为哲学，只能叫做“方法论”，因为结构主义不属于一个哲学体系，各个哲学体系的学者都可以应用这个方法。然而结构主义原理却有效地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它强调从整体研究事物；认为研究事物的重点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它以二元对立来说明事物的结构，等等。事实上，许多结构主义者同时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有学者称结构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皮亚杰《结构主义》1996：87)。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讲的是对立统一，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非常接近。但到头来结构主义并不是一种哲学思想。这些问题的确令人费解，有待学者们指教。

此外，这两个流派的符号学理论有哪些共同的地方?有哪些矛盾的地方?有哪些可以互相补充的地方?很少有学者评论。

③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停滞不前。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就是无意义的空谈，学了没用，学起来也没兴趣。如上所述，罗兰·巴尔特将语言学原理用于符号学和社会文化的研究，列维一斯特劳斯将它

应用于人类学的研究，雅各布逊将符号学应用于诗学和艺术的研究等等。但近年来，很少见这方面有所发展。笔者认为，应转变学风，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在著术中，多研究符号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多举实际例子，不要空谈理论，少在名词、术语、分类上做文章。

为了克服“符号学的危机”，笔者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笔者在这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学者们参考和批评：

1符号学的性质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符号学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人们认识到：符号不仅仅是人类传递信息的工具，而且是认知和思维的工具，因此符号学也应该是研究符号在人类认知、思维和传递信息中的作用的一门科学。

2符号学研究的范围

为了避免符号学研究的范围过广以至于不能深入，甚至引起混乱，笔者认为，在意指符号和非意指符号中，符号学应该研究意指符号。在意指符号中，也应该有重点。总的来说，符号学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领域中使用的符号，但应以人文科学中的符号为主，因为自然科学中使用的符号涉及动物、植物和无机物，范围过广，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之类的社会科学也比较接近自然科学。另外，从符号学的发展历史上看，符号学始终和哲学的发展分不开或是哲学的一部分。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哲学是一个总的学科，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亚里士多德对科学进行分类，把数学、物理学、化学、逻辑学、修辞学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符号学也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符号学始终与哲学保持着密切联系。另一方面，符号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却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人文科学中的分析。因为在自然科学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很明确，例如数学、物理、化学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这些学科中的符号问题应由这些学科自己去研究，无需专门的符号学。相反地，符号学却与人文科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为在人文科学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正需要符号学这个分析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在人文科学中符号学应用的场合较多的原因。

3符号学研究的方法

既然符号学研究符号在人类认知、思维和传递信息中的作用，它的重点是人文科学中的符号，符号学就应当以与人类认知、思维和信息传递以及与社会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哲学或方法论为指导。笔者认为，结构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索绪尔的符号学和语言学理论以及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尤其是皮尔斯的符号的三个组成部分(代表物、对象和解释)和三种符号(图像、标志和象征)应该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以上这些理论应该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融会贯通，逐渐形成统一和系统的理论。

为了使更多人学习和研究符号学，使符号学能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在理论讲解上应该简明扼要，不要搞繁琐哲学。论述中要多举实例，要理论联系实际，多研究符号学的实际应用。

正如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第三届研讨会(1998年9月29日)《会议纪要》指出的那样，“通过发言和讨论，全体代表一致认为语言与符号学研究有其广阔的空间，需要创新、发展和完善，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事业。该领域同其他学科领域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特征，又有互相联系的要素，具有普遍性的基本规律。那种适用于语言与符号学理论研究的‘万能’或‘唯一’的方法与模式是不存在的，理应从哲学的高度、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跨学科的系统研究，如文艺学研究途径、语言学研究途径、交际学研究途径、心理学研究途径、美学研究途径等，力求全面地阐述语言与符号学理论中具有共性的一般性质、方法和模式，我们才可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系统而科学的语言与符号学理论。”

另外，笔者在这里还引用陈治安、梁爽的文章《论哲学的符号维度》(《语言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第32页)中的一段话：“符号在经济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萌生，在哲学、美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继续开拓，向我们展示了符号学发展的美好图景。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符号学的局限以及泛符号化的错误倾向。如果过分推崇符号的形式而忽略哲学内容的本质，或脱离历史的大背景和生活的基础，哲学讨论的结果只是空洞的、形而上学的模式。我们还是相信，符号毕竟不是整个世界，而是其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

最后，笔者想以艾赫巴特的三点建议(李幼蒸，1999：92)来结束这篇文章：

①发展-fl基本的批评符号理论；

②发展作为一种运用中的社会性的符号理论；

③发展-fl历史的符号理论，使它认识自己的根源、成就和错误。

笔者认为，第一点指：建立一个基本的符号学体系，但并不要求意见完全一致，重要的是在于各种不同意见要交锋。第二点指：符号学理论要联系实际，要研究社会文化中的实际问题。第三点可以解释为：在符号学研究的性质、范围和方法等问题上，不要主观想象，而要根据它的历史和现状来确定或规定一个大致的范围。

最后笔者还要加上一条个人的建议：为我国符号学初学者和感兴趣的人编写一本入门书并开一门课。它的目的是把符号学最本质的、最基本的内容系统地、清楚地教给读者，使他们能真正理解符号学的基本理论，能初步运用，感觉它有用处、有兴趣，愿意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