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先生千古

发布日期：2024-09-19 14:23

来源类型：头条资讯 | 作者：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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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邹逸麟先生于2020年6月19日凌晨逝世，享年85岁。

邹先生1935年8月31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地方史志学会会长。

1957年跟随谭其骧先生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编纂工作，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是继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之后，公认的历史地理学科带头人，是第二代历史地理学者中影响最大的学者。

2016年9月，荣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邹逸麟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今日转发复旦大学历史系冯贤亮教授《邹逸麟：大时代转变下的学术与人生》一文，以表深切哀悼。

邹逸麟：大时代转变下的学术与人生

冯贤亮

早年经历与生活

邹逸麟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从宁波到上海做学徒起家的；从他经商起，就希望培育自己的子女进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应该说，先生的家境是不错的，而先生本人的学业还算顺利。

1946年先生小学毕业进入金科中学（1949年以后改称江宁中学）读初中。中学六年期间，先生偏好文史方面的课程，而数理化的成绩却一直不理想，每每念及有数理化考试，心中总觉是一种负担。所以1952年夏天高中毕业，不敢跟随当时考理工科的潮流，志愿填报文科专业，结果进入了山东大学历史系。

1936年邹逸麟周岁生日时与父母合影。

那时，山东大学还在青岛，从解放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所大学在全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原因在于文理各系都拥有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学者，研究各有独到之处。就历史系而言，集中了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郑鹤声、赵俪生等当代著名史学家，皆堪称一绝。他们都给本科生开基础课，而这些课正是先生所喜欢的，所以学习十分用功。当时课程考试采取随机抽题的口试方式，对学生要求较高，而先生四年经历了十余门考试，除日本史一门成绩为良外，其他课程全优。

在大学三年级时，先生所分的研究方向是近代史，指导教师是郑鹤声先生，毕业论文选的是关于洋务运动的题目。

这样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先生后来的多次回顾中，总是赞叹有加。遗憾的是，1955 年“肃反”运动时，先生因一些言论，被较“左”的学生们视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受到多次批斗，最后虽经学校党委复查，定了个“没有政治问题，应予平反”的结论，但这仍使先生感到生气和委屈，所以1956年毕业时坚决放弃了郑鹤声先生挽留他留校做助教的机会，而被分配到了当时中国的学术重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先生被分配在秦汉史组，开始认真研读《史记》《资治通鉴》等著作，准备长期从事秦汉史的研究。

但北方的生活环境，对这个南方人来说，总有点不太习惯。恰巧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先生原本为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被借调到北京，他要回上海，为邹先生的南下创造了新的机缘。这个偶然的机会，成了先生终身从事历史地理学教学与研究的开端。

与历史地理学的结缘

1954年，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成立了由吴晗、范文澜等著名史学家组成的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并一致同意谭其骧先生主持其事，准备以“杨图”为基础，编成一部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1955年2月份，通过高教部的调请，谭先生从复旦大学来到了北京。可是，到1956年底也仅完成秦汉图稿和一部分清图底稿。这年冬天，复旦校方再三敦促谭先生回校工作，但《图集》工作不能中辍，无奈之下，谭先生向中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尹达先生提出，由该所选派两名年轻人随他返沪，协助编图。正好这时邹先生与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同样在所内工作的王文楚先生听说中科院上海分院有成立历史研究所的规划，于是提出要调回上海的请求。尹达就同意邹、王两人作为谭先生的助手随他回上海，于是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1957年1月下旬，先生与王文楚以借调的身份回到上海参加谭先生领导的杨图编绘工作组，开始了编绘历史图的工作。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图集》工作同样也须加快进度。于是上级从复旦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中与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抽调了很多位年轻同志，加强编图工作。绘图任务被催迫得十分紧张，参加者连续数年都是一天三班日以继夜地搞，没有寒暑假，而春节只放三天假，遑论有个人喜好的读书时间了。

1962年，先生正式调至复旦大学历史系担任助教，积极配合谭先生从事《图集》的编绘工作。1966年，“文革”爆发，《图集》的编纂工作一度停顿，谭先生也受到了冲击。由于《图集》编绘工作是毛泽东主席亲定的，所以三年后的1969年6月份就恢复了工作，可是因“左”的思想干扰十分明显，图稿质量不免受到影响。

20 世纪70 年代邹逸麟在复旦大学的工作照。

左起：吴应寿、谭其骧、邹逸麟、王文楚、周维衍。

那时，邹先生在学校里除了编图，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和各种劳动，想阅读与编图无关的历史典籍，既没有时间，又怕让工宣队、“造反派”的人看作“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滋长而被批斗。先生后来回忆道，那时为了编图，需要阅读一些提供历史背景的文献，有些书并不是在家里或在学校里看的，而是在公共汽车上。从当时的江宁路家到学校要换三部车，就在日日颠簸的路途中，他读完了《史记》《汉书》等文献。

在参与编图工作过程中，先生对沿革地理逐渐熟悉起来。从1955年谭先生在北京开始编图，1974 年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内部本，1981 年开始分册修订，到1987年八册全部出齐，这样前后达三十年之久。如果从1957 年1 月开始参加编图，到1974年内部本编稿完成后转入其他项目研究来算，先生参与其事前后也有十五载；1981 年后，又参加了清样稿、繁体字本的校对工作。

谭其骧先生书赠邹逸麟的条幅。

除了《图集》工作外，先生从1957 年开始作为谭先生的助手，随侍从事多项集体科研项目。如1959年开始，参加了谭先生主持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的编写，以后每次修订，邹先生都是主要编审之一。1972 年参加“二十四史”中《新唐书》《新五代史》的校点；1975年参加中国科学院主持、谭先生任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编写；以后又参加谭先生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大百科全书·历史地理》条目的编写。1982年开始参与由谭先生任总编纂的《中国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图集》的编纂。

《中国历史地图集》

随着大量重大科研项目的承担及完成，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也逐渐被认同。1984年被国家教委特批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8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到1996年辞去研究所所长职务时，又被复旦大学聘为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首席教授。

成果丰硕的学术生涯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到整个70年代这段特殊的时期里，邹先生与其他同龄的大学生相比，要幸运得多。一方面，先生可谓学以致用，没有改行；另一方面，先生一直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指导与佑护下，从事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

对于一个刚从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来说，一开始就进入到编绘规模庞大的历史地图的工作，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先生还是一步一步认真而踏实地走过来。最初，先生为了了解编图的基础文献依据，从《大清一统志》整理出清代政区表；随后，又参加了两晋、十六国、唐、宋政区表的编制，对这些时期的正史“地理志”的优缺点有了具体的了解，逐渐深入到沿革地理这个研究领域。

先生在参加历史地图编绘过程中，学习了沿革地理一些考证的基本方法后，开始进入历史上水系变迁研究的领域。历史上中国东部平原河流的变迁，一直是编制历史地图中比较棘手的问题。谭先生曾对《汉书·地理志》时代的河流作过细致的考证，汉以后的情况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可为依据。这样，从秦汉到南北朝的河流变迁大致能画到地图上。但唐以后的河流，因自然与人为的原因，变迁极大。但前人并没有系统、完整的成果可以利用，需要从头开始。谭先生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邹先生。

先生就从《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开始研读，将历代总志、正史“地理志”、“河渠志”、河渠水利专著的材料一一罗列、排比考证，研究其历代变迁，并绘制了草图。与此同时，先生利用收集到的资料，先后撰成了《隋唐汴河考》《唐宋汴河的淤塞原因及其过程》《宋代惠民河考》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论文。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先生对整个黄河下游在历史时期的变迁，产生了整体性的认识。于是又写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一文。当1975年中科院地理所请谭先生主编一本《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专著时，理所当然安排邹先生承担其中黄河一节的撰写。先生以很大的耐心，大量阅读有关黄河的历史文献、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还做了实地调查，最终写成了关于黄河一节的5 万字初稿。在《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出版后，反响很好，几乎以后讲到黄河历史变迁的论文或著作，都引先生的研究成果为依据。

此后，先生应香港中华书局之约，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写了《千古黄河》一书。

邹先生部分论著

与黄河史研究相关的，是先生关于整个黄淮海平原地区的研究。这一地区在宋代以后，因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灾害频发，经济衰落，民众生活相对贫困。中国政府曾将黄淮海平原的治理和改造列为国家级科研攻关项目。对此，先生以其多年深入研究的体会，认为黄淮海平原今天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几千年来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环境施加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在与研究所同仁一起展开系统的研究后，终于形成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这是一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和很强现实意义的成果，奠定了我们对于区域环境史的基本认识和理解。该书出版后，即获得了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并在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先生在学术上另一个比较大的成就，是关于运河变迁过程的研究。运河在中国社会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长期被认为是沟通我国东西、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但先生在研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历史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历代王朝不惜工本开凿运河，主要目的是要为中央机构提供物资；在运河沿线，漕运与农业灌溉用水始终存在着很大矛盾，最后都是以牺牲沿河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确保漕运的畅通，以致使沿线农民因无水灌溉而被迫逃亡。其次，历史上人工运河因自然条件不佳，一年内有半年需要停航疏浚与维护，而另外半年则主要用于漕运，实际上利用运河的时间很短，对我国东部平原上的环境变迁有不少负面影响。这也与我们一般所了解的运河情况不同。因此，先生认为，对历史上运河的经济作用，不能评价过高。他为之形成的专门研究《从地理环境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一文，发表在1982年第3期的《中国史研究》上，获得学界很高评价。类似这样的研究，先生还有很多。

可以发现，先生在学术界属于很早就注意历史时期我国环境变迁和影响的学者。比如，先生在研究中发现，明代初期在北部边境、蒙古高原南缘设置过很多卫所，加强边防军事力量，但有意思的是，在永乐元年，一年内这些卫所全部迁入长城以南，而其中原因学术界长期未能真正解决。先生查阅了《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大量资料，认为真正的原因是15世纪初开始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军士及其家属的生存，而内地运粮转输供给的成本太高，耗费过大，得不偿失，最终这些卫所被统一迁至长城以内。先生就此撰写的《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一文发表，次年即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以后又对我国历史上环境变迁的总体情况作了探讨，2002年发表了《我国环境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一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先生受谭先生委托开始撰写《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吸收了此前历史地理学界大量研究成果，出版后较受欢迎，至今已印了三版，成为国内历史地理专业教学的基本教材。而由先生任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是聚合了国内相关学科精英的创新巨制，既反映了学界最新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历史地理学中人文领域的基本体系。

2008年后，先生与张修桂先生联合主编，于2013年以全新的面貌出版了百万字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一书，尽可能吸收最新发现的资料和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是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极为重要的巨作。同时自2005年开始，先生受大清史编委会的委托，负责主持国家新修清史工程中的《地理志》编纂项目。2011年基本完成，近百万字。这是先生晚年两项最大的科研项目。

20世纪90年代初，邹逸麟与副所长钱林书工作照。

如果从1956年算起，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已逾半个世纪了。数十年来，先生学术上的大量精力，花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基础工作方面，如编绘历史地图、撰写历史地名辞书、编写历史自然和人文地理方面的著作，都是本学科最基础的工作，为后人研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先生认为：“学术大厦是由一代人、一代人的成果累积起来的，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2005年先生年届七十时出版了生平第一部学术文集《椿庐史地论稿》，封面上印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代人研究的内容、水平和一些观点、想法，不论其价值如何，客观上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学术背景。因而留给后人作为学术史来读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这部总结其大半生学术生涯的文集，先生应该是很珍视的。当中收录的学术文章，反映了先生各个时期的研究兴趣与侧重点，而这些内容正好可以反映出历史地理学界的研究热点及趋向。

做学问要讲真，待人要讲诚

先生从1959年就开始发表比较重要的学术论文，那时他才25岁。在此后，1963年至1974年整整十余年的时间里，先生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先生自己也说：“在这十二年里我没有写出过一篇东西，大家随便翻翻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目录，就可知这是我国大多数学者普遍的现象。”毋庸讳言，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的学术界与科学界曾经有过巨大的损失。

1974年先生在权威刊物《文物》上发表了《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从此，先生结合国家需要的科研项目工作，陆续刊发了大量有影响的文章，并且在很多领域奠立重要基础，或者引领开创出新的研究方向，包括黄河史、运河史、历史产业与经济地理、都市发展史、区域环境与人地关系，等等。

先生经常强调，作为一名科研人员，除了从事个人有兴趣的研究外，还应该参加一些大型的基础项目。一个学科的发展，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成长，离不开大型基础研究的带动。如果回顾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发展结果，就能很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2014年学生们聚集苏州祝贺恩师邹逸麟八十寿辰。

经过多年的科研工作，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地理研究，应该小题大做。在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时，先生也是这么教的。他总是强调，青年学者一开始从事研究时，不宜马上挑通论性的大题目，而应从平时读书过程中发现的小问题着手。因为做大题目由于基础不够，会流于空泛；而从小问题做起，可以往深处着手，并且逐步扩大，日渐构成一个方面，最后形成系统的成果，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当然，每一项研究都不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后人应该超过前人，而不能绕过前人。先生在《椿庐史地论稿》最末一篇文章《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就讲得掷地有声：“希望后人超过我们，而不能绕过我们。”而今，他的很多学生，大多已成为各个学科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

邹先生一生都在学校内学习、工作，逾半个世纪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是继谭其骧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之后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要传承者，并一直引领后学，奋力前行，为这门学科建构宏大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98年的秋天，先生曾给自己的为人与治学写了这样一段话：“做学问要讲‘真’，待人要讲‘诚’，人生能做到这两点，庶几可以无憾焉。”这短短数言，与其说是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不如说是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邹逸麟先生！

邹逸麟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