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学》王立勇：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发布日期：2024-09-19 17:22

来源类型：络穴养生 | 作者：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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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作者：王立勇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刊期：《财政科学》2022年第11期

内容提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今后中国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任务，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也是着力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新突破，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工具体系更加健全，宏观调控理论不断创新，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和调控模式。然而，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存在“调控失衡”现象，政策目标失衡，目标体系不健全、目标间关联机制不清，协调度不高；沟通协调机制不畅；目标与政策、政策之间的协调度较低，仍存在政策步调不一致和政策合成谬误，对政策效应叠加或抵消认识不足，导致政策“超调”和效果弱化。针对此问题，本文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现实需要出发，围绕目标协调、沟通和协调机制、总量协调、结构协调、工具协调、目标与政策协调、不同期限协调、国际政策协调等方面全方位提出完善政策协调机制和框架、改善政策协调效果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协调配合

文章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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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摘编

引 言

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与“政府调控”相关的理论不断演进和发展，出现了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它们不仅说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而且对调控目标和工具做了论述。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等对“政府调控”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论点和主张，丰富并拓展了“宏观调控”理论，推动了“宏观调控”实践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泰勒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等，使得“宏观调控”在目标和操作模式等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在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建立至今约90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围绕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政策目标与手段的搭配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形成了丰富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由原来的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宏观调控经历了若干不同阶段，自“巴山轮”会议提出“宏观调控”理念以来，宏观调控体系不断演变和发展，取得了明显成绩：首先，宏观调控目标体系逐渐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将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确定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自此以后“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就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宏观调控逐渐由短期思维向中长期思维转变，日益重视和推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调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结构、促创新日益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出发点和重要抓手。虽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宏观调控目标会出现边际调整，但基本上已经形成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促创新，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其次，宏观调控手段不断丰富，由最初主要依赖行政手段，逐渐过渡到以经济手段为主。经济手段中的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创新，宏观调控工具箱不断丰富，政策调控框架逐渐形成，政策机制逐渐理顺。再次，宏观调控模式不断创新和完善，由最初的“强刺激、急刹车”模式，逐渐演变到后来的“反冒顶”模式、“点刹车”模式、“高位控制”模式，并发展到“微调”模式和“区间调控”模式等，表明社会各界对宏观调控的重视，也说明中国宏观调控经验不断丰富。最后，宏观调控效果逐渐改善，由最初“大起大落”式宏观调控，过渡到“软着陆”式宏观调控和“相对精确”式宏观调控，再到如今的“精准”式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灵活性和精准性不断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共中央宣传部，2019），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市场主体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应对“三期叠加”、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等重大挑战，积累了宏观调控的新经验，丰富和拓展了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调控创新”课题组，2022）。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进一步为今后宏观调控目标和调控模式指明了方向和确定了基调。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提出，是旨在建立和完善一套站位更高、侧重解决中长期问题的宏观调控框架，将宏观政策由“短期视角”和“速度视角”拓展到“中长期视角”和“质量视角”，是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充分展示了中央的市场经济驾驭能力和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有利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理论和经济理论（王立勇，2021）。

尽管如此，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仍存在较多问题，如政策目标体系不健全、政策机制不完善等，特别地，虽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实践中，经常使用各种政策手段搭配和协调，包括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等，以进行多目标调控，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调控效果。然而，政策搭配中仍存在政策步调不一致、存在政策叠加或抵消效应的问题，特别是不同部门在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存在门户之见，争论与扯皮现象依然存在，导致“超调”现象和弱化效果，造成经济剧烈波动或延误调控时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今后中国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任务，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也是着力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重要基础。

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
理论依据、问题与不足

本部分将简要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依据，重点指出目前二者协调配合仍存在的问题，为后文提出相应的协调配合思路及对策奠定基础。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依据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体系框架的两大工具，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调节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存在充足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必要性。

第一，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同的政策工具，二者的调节手段和调节范围存在较大差异。财政政策可以通过税收增减、发行国债、调整支出规模和结构来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包括经济总量和结构，政策时滞相对较短；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资金可得性和资金成本，以间接影响实体经济运行，其政策手段主要包括货币供应量、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相对而言，货币政策的时滞较长。党的十八大以来，货币政策工具箱变得越来越丰富，特别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手段和调节范围的差异性带来二者功能的互补性，为二者的协调配合提供了现实条件和需要。

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具有统一性。虽然维护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较为侧重的目标，但促增长、稳就业、调结构、防风险等是近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特别地，近年来“着力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是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变化、新要求和新问题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特征，客观上要求政府进行多目标调控。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的集中体现。换言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这是新时代宏观调控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是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经济形势的有效“钥匙”。

第三，虽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范围具有差异性，但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和交互影响（Chen et al.，2020；Jarocinski and Mackowiak，2022），货币政策的态势变化会影响财政政策有效性（周波和于金多，2020；Coenen G. et al.，2012；Cloyne et al.，2020；Bianchi-Vimercati et al.，2021），财政政策实施会产生货币效应（李俊生等，2020；刘朝阳和柳小慧，2021；Cochrane，2022），甚至货币政策实施会影响财政能力和财政空间（Elenev et al.，2021）。更为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许多交叉点，如国债、国库现金管理、外汇储备管理等，这更是加剧了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相互影响，政策效应难以截然分离。一种政策工具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另一种政策工具的效果，如国债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对货币供应量会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各种差异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之间必须加强协调配合，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二者的组合效应。

（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新突破，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工具体系更加健全，宏观调控理论不断创新，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和调控模式。宏观调控的目标多元化和工具多样化对于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发展和防范系统性风险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不同目标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联系，以及不同工具的调节范围、作用对象和效率效果存在差异性，多目标调控、多工具发力给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迫切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虽然中国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存在“调控失衡”现象，政策不协调、不协同是主要表现，制约了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的提高，甚至阻碍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

第一，政策目标体系仍有待健全，目标间的关联机制有待厘清，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机制不完善，协调度不高，特别是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协调度有待提升。首先，虽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逐渐完善，但对政策目标体系的系统性研究不足，新时代下这些目标的内涵或者我们审视这些目标的视角是否应发生改变？不同目标之间的动态调整机制是什么？如何实现政策目标体系的机制化？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厘清。其次，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很多目标之间的关联机制在新时代呈现出新变化。再次，鉴于新时代政策目标呈现新变化或新特征，某些目标有新的含义和新的测度，需要在充分考虑和深刻理解目标之间的关联机制的基础上，对政策目标值进行科学测算，以提高区间调控的精准度。

第二，不同政策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不畅，不同部门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仍存在门户之见，争论与扯皮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搭配的呼声越来越高，相关部门和人大代表们屡屡提及。特别是，近年来美国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加大，再加上新冠疫情的不利冲击，给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更为迫切。

第三，政策目标与政策、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不完善，局部的协调配合效果仍不够，仍存在政策步调不一致和政策合成谬误，对政策效应叠加或抵消认识不足，导致政策“超调”和效果弱化，尤其是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的协调配合效果不够，这在宏观经济政策跨周期设计方面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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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于《财政科学》2022年第11期，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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