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电视机坏了，我想换个新的。

其实原来那台放在客厅的旧电视机我基本都没看过，为什么还要买新的呢？我想了想，好像有以下几个理由支撑我继续买台新的：电视是家庭生活的必备品，缺少电视好像自己的生活不太完整似的，再说就算自己不看电视，偶尔有客人和朋友也是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我平时不看电视，但因为是一个人生活，每天早晨起来会习惯性把电视打开，制造一种声音和假象，也是一种陪伴和排遣孤寂生活的方式，不至于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惨不忍睹；虽然有网络，电视仍然是接触外界，交流信息的重要媒介，电视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都会看电视；当然，如果还有一种更为专业化的解释，按照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理论，电视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面镜子，它彻底融入了我们的文化，电视呈现给我们的生活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完全接受了电视对知识、真理和现实的定义，我们以观看电视的方式适应了我们的时代。

以上提及的这个例子是为了解释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在《为什么？》一书中提出的，人们对做过的事情给出理由时，习惯性遵循的四种方式：惯例、故事、准则和专业表述。家家都有电视是惯例；我在生活中为什么需要电视是故事；电视娱乐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勉强算是社会准则；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理论是专业表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在问为什么，基本都是下意识的行为，不会用这种专业的方式分析自己的行为动因。我用买电视的例子形容这个社会行为的模式，好处是，这种生活中的小事一般都会遵从惯例和故事的方式，涉及相对专业表述和准则方面比较少。但是在蒂利《为什么？》开篇中，他采用的事例是分析“9.11”事件，除了很多受害者和旁观者的普通视角，更多的是涉及到准则和专业表述。换句话说，一件事情发生后，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时，根据事情的大小和严重程度，分别会涉及到这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生活中普通的小事可能使用惯例和故事给出理由的占大多数，但是严重的事件就需要结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组合才能尽量客观给出理由。这是人类群居生活模式中最为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惯。因此，蒂利把人界定为一种“理由给定的动物”，因为只有人在年少时开始给定和要求理由，并且在日后的生活中继续追问理由。

我其实挺奇怪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会写这样一本通俗的书。2008年4月蒂利去世前，他已经出版了五十多部学术著作，发表了六百多篇学术论文，是美国最多产，最有趣的社会学家。蒂利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哈佛后，先后任教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并且在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三系同时任教。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集中研究宏观社会变迁和抗争政治——国内翻译出版的大多数著作《斗争的动力》、《抗争政治》、《欧洲的抗争与民主》、《集体暴力的政治》等等，都是关于这个话题。而《为什么？》夹在众多重量级的研究著作之间毫不起眼。蒂利说这本小书与他的大多数著作不同，因为本书对理论细节几乎只字不提，也没有考察它们的谱系，或纠结于他和其他理论家的不同，“本书的宗旨不在于推进同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如果看完它的读者对自己和别人就‘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了更透彻的认识，至少是不一样的认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谓更透彻的认识其实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虽然我们每天都在问不同的为什么，但是从未意识到“为什么”的背后同样有为什么。我们需要搞清楚，当我们追问理由时，给出的答案意味着什么。蒂利在惯例、故事、规则和专业表述之间做出的区分，基本涵盖了我们的各种立场。我们总是在追问为什么，但是同样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理由，给出的为什么也不尽相同。但是大体上套脱不了这种四种门类。而且很多时候这四种模式是相互调和和掺杂在一起无法区分的。

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给出自己的理由时，都会坚持认为自己的才是最为客观的，针对别人给出的相反的或者针锋相对的理由会进行争辩和交流。有些争辩能够说服对手，但是还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各自保留不同理由的自我认定。虽然言论自由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根基，但是不得不承认，一个共同社会中，总需要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才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换句话说，当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自己的理由时，最好能够保持一种理性而公允的态度，尽量试着理解不同的言论立场之下，别人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只有抱有这样一种谦卑而理性的态度，我们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