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袁老师好，您这篇论文第一章有提到，“情感经济理论不同于心理学的模式，也与关注情感的社会生产路径有区别”。您认为，这两种区别分别是什么？

首先，心理学对情感的研究多是把情感视为个体的身体、生理的反应，缺乏对社会因素的关注，情感的社会生产路径关注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情感的影响，但较少探讨情感是如何经由个体之间的流通而形成集体情感。情感流通这一视角，既不会将情感简单化约至身体层面，也不会将情感简单化约为社会结构的产物。它关注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如何通过情感流通形成情感文化、建构社会关系。

其次，情感流通的视角并非机械地将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和社会生产路径进行整合。从思想和观念层面来讲，情感流通尝试弥补前两种研究路径的不足。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讲，它更适用于分析数字交往时代的种种社群行动。比如，一些从未谋面、且在线上通过匿名方式进行交往的粉丝群体，为什么会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恰恰是因为它们在社交媒体中分享了针对某个偶像的喜爱，最后形成了社群认同。在社交媒体中，人的情感流通相比传统社会变得更加频繁、迅速，情感流通适用于解释个体的情感如何通过不断交流来建构社群认同的过程，这是前两种研究路径难以解释的问题。

2.论文第一章介绍，关于情感流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艾哈迈德（Ahmed，S.）提出的“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ies）概念和“情感社会性”（sociality of emotion）模式。这里关于情感的翻译，出现了“affective”和“emotion”两个单词。关于两个单词的区分，还见于自霍克希尔德的EL（emotional labor）和哈特与奈格里的AL（affective labor）。有学者（田林楠，2021，2022）认为，研究者使用“affective”而非“emotional”时，意在强调情感所具有的反意向主义情感维度，该维度包括具身性、非意识性与能动性。您认为，艾哈迈德使用的“affective economies”，是否包含了作为“情动”的反意向性维度？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情感”概念本身较为复杂。情感的英文单词包含emotion、affect、sentiment、passion、feeling、mood等。单就情感史的研究来看，Emotion、Feeling、Affect都被使用过。情感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曾指出，诸如affect、sentiment、feeling、mood、expressiveness与emotion之类的词指代一个特定的情感状态，有时候也被替换使用。史华罗（Santangelo, P.）在《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中，也把sentiment、feeling、affect视为emotion的同义词。艾哈迈德也交替使用了emotion和affective，他没有明确强调affective所包含的——德勒兹传统的——情动意涵。

我更倾向选择带有意向性的“emotion”。先介绍一下几个相关的词汇：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情感结构”术语中使用“feeling”,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感觉”，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就是一个时代人们形成的共同的感受、感觉，没有很明确的意向性，或者说指向某个具体的东西；女性研究、酷儿理论较多使用affect/affective，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也没有明确的对象，多是强调身体的层面；Sentiment可以译为“情操”，带有理性的面向；情感社会学研究使用最多的词汇当属“emotion”,其中，motion的词根是“mot/ move”，“移动”的意思，“e”即“使什么动起来”，因此，“emotion”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能够使人动起来”，人们因愤怒去抗争、因怀旧去消费等等，它指的是“推动人行动的一种力量”。

注：关于“情动”，有学者（田林楠，2022）指出，“在斯宾诺莎-德勒兹传统中，情动就是身体在与其他身体（物体）发生感触时，身体的存在之力或行动之力所出现的增强-减弱-增强-减弱的连续流变。因此，与被社会习俗和文化所结构化的‘情感’相比，情动独立于理性认知，是一种被感触和影响之后的身体潜能，它赋予个体在互动中所产生的无法完全捕捉和表达的感觉经验以强度和力量。基于情动劳动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新兴的数码劳动。例如，粉丝无偿的非物质劳动，这种劳动需要以激发和召唤出粉丝强大的情动/情感力量为前提，同时，随着情动力的迸发和强化，他们不断以高度的能动性进行合作化的集体劳动（如应援、打榜、屠广场等），生成（粉丝）劳动者之间的自动联结，而这种自动联结过程中的感触经验又不断激发出他们不受认知控制的情动潜能。再如，Metoo 运动乃至微博热搜等互联网群体性事件中，网民们能动地进行非物质劳动，生产出各种文本、视频图像以及愤怒、快乐、嫉妒等具体感受。”

3.论文第二章第一句提及情感研究的三场革命，能否向公众号的读者补充介绍一下？

情感研究的三场革命来自杜克大学著名的情感史学家雷迪的论述。他在《感情研究指南》这本书中，认为情感研究发生了三场革命：

第一场革命是脑科学、心理学基于实验技术对情感与认知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代表作品是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的《Descartes’Error》（笛卡尔的错误），他发现当一个人大脑中负责情感的区域受损之后，他将无法做出最好的选择。在这之前，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往往排斥情感，认为情感是一个非理性的部分，但在这场革命之后，人们开始认为情感是健全理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场革命对后来的政治哲学研究也起到比较大的作用，比如我特别喜欢的莎伦·R.克劳斯的《公民的激情》，就提到了达马西奥的影响。

第二场革命是民族志学者对情感文化维度的理解，这超越了情感的生物决定论，把情感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情感人类学这个领域的形成。当然，目前情感的生物决定论和社会文化建构论也处于争论之中。情感人类学在国内的代表作品是中国人民大学张慧老师的《羡慕嫉妒恨》。

第三场革命是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发现情感的历史性，形成了情感史这一研究领域，呼吁人们关注特定时代和事件的情感后果，比如战争。

4.论文第三章第一小节的“情感聚焦”部分写到，数字媒介造成了公共和私人边界的模糊，使得个体话语和情感进入公共空间，并借助数字媒介的连接能力，汇聚成强大的公共力量。该观点是否有些理想化？黄荣贵教授（2010）曾指出，互联网不仅能够成为草根行动的充权手段，也可能成为政府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而实际的影响取决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您认为，在数字媒介时代，个体话语和情感若要进入公共空间，是否存在一定的门槛？

前面提到的这个观点只是一个不带评价的简单描述，应该不算过于理想化。实际上，从江歌案就可以看出，数字媒介的确会让很多个体的话语进入公共空间，但这些话语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取决于很多因素。可以说，网络社会让普通网民拥有了话语权，但应当认识到，网络社会的话语权具有明显的等级制。

如果要去分析，在数字媒介时代，个体话语和情感进入公共空间会面临哪些门槛，大体上有三个门槛：第一个门槛是流通所需要的情感资本，如何将情感变成可以传播的话语或者其他文本，本身就需要一定的门槛，我记得在寿光水灾发生后，很偶然地通过视频看到一个老太太因家里水果遭受灾害而席地痛哭的视频，但这个视频以及老太太表达的情感就没有获得很广泛的传播，因为老太太很难把自己的痛苦转变成某种话语、故事；第二个门槛来自情感本身的共情潜能，情感在公共空间传播时，需要引发人们的共鸣才能真正地实现流通，什么样的情感更容易引发共鸣，这取决于情感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我们并不会去和所有人共情，只有那些涉及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情感才更容易引发共鸣；第三个因素是互联网的管理，近年来，在国家的网络管理框架下，正性情感相比负性情感更容易获得传播。

注：有学者（郭景萍，2013）将“情感资本”定义为“一定主体所拥有的，通过在社会交往中激发、投入从而获得回报的有价值的情感资源。”

5.论文第三章第三小节的“情感扩散”部分写到，“数字媒介时代，情感流通背后的资本和权力关系更为明显。大量的主体表达愤怒、悲伤、恐惧等，争夺情感流通的权力。”那么，您认为，作为数字媒介时代的普通人，应当如何透过情感流通的“迷雾”，辨别各类资本的作用？

我也没有一个方法，自己也很难做到。我只能说学术研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建构论的、反思性的思维。

建构论的思维就是不要把任何东西都视为理所当然和合理的，要看到某些流行的事物背后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某种怀旧情感来自商业资本的推动。反思性的思维就是要去关注“哪些情感没有获得流通”，一些弱势群体的情感体验难以进入公共空间，阻碍了人们对他们的理解。

另外，我们需要重视情感教育的作用。前面我们谈到克劳斯的《公民的激情》，她在这本书中提到了“情感教育”。她认为，“当我们的内心被激发了，头脑也就改变了”。换句话说，人们只要能够在情感上打动别人，就有可能减少偏见和歧视。那么，如何将不同群体、不同当事人的情感体验带到公共空间当中呢，她认为情感教育可以发挥作用。情感教育主要来自学校、家庭和大众文化。学校和家庭需要教育孩子去和不同群体、肤色、种族的人进行共情，学会彼此包容，大众文化包含电影、纪录片、小说等多种形式。

6.谈到共情，记得耶鲁大学的保罗·布鲁姆教授曾出版过一本《Against Empathy》（摆脱共情），他在书中呼吁人们不要跌入共情的陷阱，并在最后一章指出：“共情不能让你善良，理性才能让你强大”。那么，您如何看待他所谓的“摆脱共情”？

我没有具体读过这本书，只是看到过一些介绍。感觉这样的逻辑依然是一种将感性和理性进行二元划分的逻辑，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我比较喜欢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她认为，“没有感情既不会导致理智，也不会促进理智。面对‘难以忍受的悲剧’而表现出‘超然与镇定’，也就是说，当不是出于控制而是出于明显的不理解的时候，这种表现就可能是‘恐怖的’。一个人要作出理智的反应，他首先必须被‘感动’。感情的反义词无论如何都不是‘理智’，它或者是感动能力的缺乏，这往往是一种病理现象；或者是多愁善感，这是一种堕落的感情。”

Empathy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词，它包含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情感维度Empathy可以翻译为共情、同情、移情等，认知维度的Empathy往往被翻译为同理心。当然，情感和认知之间本身就有复杂的、密切的关系。

并不是理性让你更强大，很多时候是共情能够让你更强大。如果理性让你更强大，那机器人才是最强大的。

7.在论文第四部分提到“情感增值”，令我联想到一个与之相反的概念，有学者（董晨宇，2018）曾提出“情感的通货膨胀”，意指“在中介化交往中，由于情感与身体的分离，导致我们在交流时，对于对方真正的情感反馈感到深深的不确定，而人们为了克服这种困境，会越来越频繁地采取一种略有不同的情感补偿行为，因而最终导致情感表达也在经历一种类似于通货膨胀的发展。”例如，我们在微信交流中，如果觉得对方很幽默，仅仅回复“哈哈”会显得很敷衍，因而会使用四个甚至更多的“哈”来回复。您如何看待情感的通货膨胀现象？

数字交往时代，人们表达情感会较多地使用表情包，这种线上表达方式和线下表达方式确实存在差别，正如董老师所言，人的情感和身体分离了，我们需要借助符号和各种策略来进行差异化表达。但这一现象好像并不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害或困扰，多数时候大家在微信里的情感表达是复制粘贴。如果这种线上情感表达的通货膨胀现象转移到了线下，或许就变得较为严重了。人们情感表达的符号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8.可否向数字交往公众号的读者分享一下，您是在何种契机下，将研究方向转到“情感与公共生活”这一领域，并致力于推动新闻传播学界对于情感议题的探讨？

最近会出版一本书，书名为《“情”的力量：公共生活中的情感政治》，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也有提到，当初进入“情感与公共生活”这一研究领域，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

我最早做拆迁的研究时，已开始关注媒体围绕拆迁报道所呈现的情感叙事，但当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情感研究方向。契机应该出现在2012年读博期间，当时偶然看到一本关于情感的学术著作，哥伦比亚大学林郁沁教授写的《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当时的感觉是，第一次看到研究者可以从情感角度来解释公共领域，觉得非常兴奋。林郁沁老师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的公众同情，这启发我思考公众同情在当代中国是否也很重要。正好那个时期发生了夏俊峰案，我就对夏俊峰案中的公众同情和司法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分析，当中还探究了当事人如何在公共空间进行同情的动员。完成这篇文章后，我开始阅读更多情感研究领域的文献，然后将阅读之后的思考整理成一篇论文《“情”为何物?——反思公共领域研究的理性主义范式》，但当时的研究思路始终未能超出情感与公共领域这一脉络。

2016年 9月，很荣幸申请到了去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的机会，合作导师也是林郁沁教授。在哥大访学的一年里，我继续阅读了大量关于情感研究在各个领域的文献，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该领域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研究视野也有了提升。近两年，比较关注各种类型的情感，例如自恋、愤怒、怀旧、恐惧等。然而，在自己做研究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困惑。为了解决这些困惑，我也用将近两年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即《迈向“实践”的理论路径：理解公共舆论中的情感表达》，讨论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公共舆论中的情感表达问题。

回顾我们学科已有的情感研究，我发现有一个长期令我困惑的话题：很多时候，问题意识难以脱离“情感和公共领域/舆论”之间的关系。我在近两年开始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我认为，新闻传播学或许能给其他学科做出的贡献就是讨论技术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从经验层面来看，数字媒介、社交媒体、以及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情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我们还没有能力去解释这种影响。哪怕是去研究社交媒体与情感，也只是将社交媒体作为一个背景去研究情感问题。我觉得难以解释这种影响的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目前缺少一些将技术和情感勾连在一起的概念，或许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学科可以为情感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这也是我正在尝试做的事情。

9.如果有同学对“情感与公共生活”这一领域感兴趣，您会向他们推荐哪些学者的经典论著？

扬·普兰佩尔的《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主要是对西方很多情感研究理论的综述，这本书读完会对整个西方的情感研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威廉·雷迪的《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这是一本重要的情感史研究著作，既有具体的历史研究，也有精彩的理论建构。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具体情感的书，如弗兰克•菲雷迪的《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恐惧》，鲍曼的《怀旧的乌托邦》等。

参考文献：

[1]袁光锋.增值、转化与创造边界：论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流通[J].南京社会科学,2022(09):110-119.

[2]田林楠.无法整饰的心灵：情感社会学的另一条理论进路[J].广东社会科学, 2021 (06):203-215.

[3]田林楠.情感劳动的“两副面孔”——从霍克希尔德到哈特与奈格里[J]. 社会学评论,2022(02):88-103.

[4]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J].社会,2010(2):178-197.

[5]郭景萍.情感资本社会学研究论略[J].山东社会科学，2013(03)：49-54.

[6][加]保罗·布鲁姆.Against Empathy[M].徐卓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7]董晨宇、丁依然.贫媒介、富使用——互联网中介化交往中的情感补偿[J].新闻与写作, 2018 (09):49-53.

[8][美]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M].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袁光峰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副教授

全文载《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