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大地——关中人文历史

发布日期：2024-09-19 15:19

来源类型：小雨娱计 | 作者：陈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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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简称陕或秦。人们又称陕西为“三秦”，一般是按从陕西地理特征分为关中、陕北、陕南三个自然区域来理解。陕西地势特点是南北高，中部低，而北山和秦岭把陕西分为三大自然区域：北部是陕北高原，中部是关中平原，南部是秦巴山地。

三秦地名大有来头

华夏文明最早发祥于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几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和大荔猿人姑且不论，至迟在6000多年前，这里便有我国最早的原始农耕的村落——代表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村。半坡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和锄耕农业闻名于世，不仅在我国同时期文化中居领先地位，而且烧陶技术也居世界领先地位。引人注目的是，目前已发现的1000多处仰韶文化遗址，有400多处密布于关中。尤其在距半坡很近的淬水沿岸，仅40公里地段内，就发现了 13处遗址。可见在母系氏族时代，关中确曾兴盛发达。周族是关中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与半坡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古文献上看，传说周族始祖后稷，名弃，弃在部（陕西武功、扶风境内）安家立业。即位于泾渭二水下游，土地肥沃，利于农耕。弃擅长种植，“播前百谷”，古称为“后稷”，曾被夏任为“农师” 后稷之后，周人因受“夏后氏政衰”影响，大约在太康失国以后，从部迁到孤（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古公直父时，周人迁歧，来到歧山之下的周原。

考古发掘证明，今扶风县的法门镇和黄堆乡、歧山县的京当乡，便是当时的周原，至今仍称周原，是关中有名的富庶地区。《诗经 大雅 绵》有“周原航肮，莫茶如治”，歌颂周原肥沃而富饶。从此周族长久定居周原。在古公在父的领导下，周人“筑室于兹”，营建城邑，设官司，疆理田地，发展农耕。周原很快兴旺起来，粗具国家雏形，所以古公直父从“公”被追尊为“太王”。周人歌颂大王：“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歧之阳，实始锡商。”

以后由于周人东向为商和黄河流域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形成，使我国形成了一个以今西安、洛阳为中心的周文化系统。然而真正使陕西关中文化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并对各地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是秦人，及其以后的汉唐时代。

关中其名

这里的关一般指长城的各个关隘。

关东：指山海关以东地区，主要是东北三省。

关西：1.指玉门关、嘉峪关以西地区，即甘肃一带；

2.指陕西潼关以西地区。

关中：一般是指西安周边地区，这里的关是潼关。

关内：指的是我国长城以南地区，这里的关是山海关。

关外：指我国长城以北地区。特指东北三省。

关中，或关中平原，指中国陕西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平均海拔约500米，又称关中盆地，其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向南则是陕南山地、秦巴山脉，为陕西的工、农业发达，人口密集地区，富庶之地，号称"八百里秦川"。

从地理概念讲，关中是指“居四关之中”而言。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一般认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关两座)。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使关中成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古人云：“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关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史记》中称其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和“四塞之国”。

自西周起，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多年。此外，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文明的摇篮是在渭河流域（关中）。从神话、传说和考古发掘看，出自中国西部的炎帝和黄帝是公认的最早圣王和“人文初祖”。炎帝、黄帝的族居地和陵墓都在关中地区。

经考古发掘证实，关中是华夏古文明最重要、最集中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有数十万年前的蓝田人和大荔人文化，有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文化。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宝鸡斗鸡台等地是我国最早的原始农业发祥地，形成了最早的农耕、房屋建筑、织布、制陶等生产技术，甚至还创造了最早的文字。在西安出土文物中有一系列是我国最早文化的实证，如出自半坡的最早的农渔工具、最早的陶窑、最早陶文、最早的土木建筑、出自何家湾的最早的骨雕人头像等等。关中平原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摇篮，也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人类起源地和史前文化中心之一。

关中地形

关中南部是渭河冲积平原，北部是渭北台地；土地肥沃，易守难攻。“八百里秦川”关中号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小麦和玉米产区。

关中盆地南倚秦岭，北界“北山”，介于陕北高原与秦岭山地之间，西起宝鸡峡谷，东迄潼关港口，东西宽约36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39064.5平方公里。

关中盆地是由河流冲积和黄土堆积形成的，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源丰富，机耕、灌溉条件都很好，是陕西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基本地貌类型是河流阶地和黄土台塬。渭河横贯盆地入黄河，河槽地势低平，海拔326～600米。从渭河河槽向南、北南侧，地势呈不对称性阶梯状增高，由一二级河流冲积阶地过渡到高出渭河200～500米的一级或二级黄土台塬，阶地在北岸呈连续状分布，南岸则残缺不全。渭河各主要支流，也有相应的多级阶地。

宽广的阶地平原是关中最肥沃的地带。渭河北岸二级阶地与陕北高原之间，分布着东西延伸的渭北黄土台塬，塬面广阔，一般海拔460～800米，是关中主要的产粮区。渭河南侧的黄土台塬断续分布，高出渭河约250～400米，呈阶梯状或倾斜的盾状，由秦岭北麓向渭河平原缓倾，如宝鸡岐山的五丈原，西安以南的神禾原、少陵原、白鹿原，渭南的阳郭原，华县的高塬原，华阴的盂原等，目前已发展成林、园为主的综合农业地带。

功利主义的秦关中文化

秦人的祖先原是流动于黄河下游地区的游牧部落。西周王朝建立后不久，他们参加了殷遗民的反叛活动。作为一种严厉的惩罚，西周统治者将他们强迫迁往西方的黄土高原。周宣王时，因秦庄公击退西戎，稳定西北的功绩，被封为“西垂大夫”。西周末年，秦人护送平王东迁洛阳有功，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丰、峻（今陕西峡山）一带赐予秦人，秦人从此有了立国的根据。此后500余年，秦人惨淡经营，励精图治，“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创造出自成一格的区域性文化——秦文化。

秦人统一全国以前，其活动区域在以今陕西关中为中心，东起函谷关，西达陇中，南至秦岭，北抵贺兰山的中国西部地区。

春秋时代，中原各族鄙视秦为“夷”。其实，秦人的物质文化并不比中原落后多少。秦立国的歧地，原是周人故居，是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周余民”中，许多人富有农事耕作经验。秦人学习他们的经验，利用渭河流域优良的自然条件，迅速地变落后的游牧经济为农业经济。公元前648年，晋向秦借粮，穆公慨然允诺，“以船洁车转，自雍相望至终”，被称为“泛舟之役”。秦人畜牧有悠久传统，尤其擅长养马。能识“千里马”的伯乐，就是“穆公之臣”，比伯乐更高明的相马专家九方皋，也是秦人。

秦建筑业非常发达。秦都咸阳，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既有供皇帝和各级官吏之用的宫殿，又有供市民活动的区域，以及广场、街市、作坊和美化环境、丰富生活的苑、圃、园、池。整个城市布置于渭水两岸，号称“渭水贯都，以法牵牛”。

在精神文化方面，秦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从秦建国到始皇统一天下，秦人津津乐道的问题都是农战、攻伐、垦荒、开塞、徐民、重本、抑末等对国计民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他们不俏于仁义礼乐的哲学论证，更无心于超越时空、驰骋古今的玄想，对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也远远不如东方各国那样严格”。

在科学文化方面，秦人继承周人使用的文字，又有所创新。秦人接受周人的篆文（大篆），将其改造为更加整齐、定形化的秦篆（小篆），笔划简单，删除异体字，更易于推行。在记载文字的方式上，秦人不同于商、周刻于甲骨、铸于铜器，而更热衷于将文字刻在坚固的石体上传之久远。流传至今的石鼓文属于古潘文，内容多叙渔猎之事，它是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刻石文字。

概括而言，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田畴异亩，车举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天下，雷励风行地扫荡这种种之“异”，建立统一文化，促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其内容包括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几方面。而其天治与变法的源地：还是最后形成的统治中心，都在陕西关中。

秦中自古帝王都

关中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以它独特的优越地位，在秦汉迄隋唐时代，发展成中国古代黄河文化的中心。

关中地区黄河支流渭河的下游冲积平原，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又有秦岭、黄河等山河屏障，是一个极具政治、军事、经济意义的优良地区，被称为“陆海之枢纽”、“天府之富饶”。

西汉初，娄敬在劝告刘邦定都关中时，曾对关中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当时新兴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刻阐述。张良也发表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关中左淆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湾维天下，酉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确实，从秦汉之际的国内形势来看，关中、关东同为中国人口最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

而从政治、经济、军事的地位上看，关中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首先，它境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有附近巴蜀地区农业和西北畜牧业的支持，经济发达；其次，它四周为秦岭、北山山系及黄河所环绕，有四塞为固；北有萧关，西南有散关，东南有武关，东有函谷关等，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特殊有利地位。

从地势上看，关中又位于天下（全国）上游，对关东用兵，顺黄河河运而下，有如高屋建领，势如破竹。同时，在微观地貌上，关中也具备许多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如渭北泾渭之交的原区，特别是丰镐故都之东、渭水南岸，更是一块地势开阔的小平原，东西长达百里，不仅原照相间，而且有八水环绕。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不仅有助于秦灭了东方六国， 完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而且也更适应以布衣起家的汉高祖刘邦的立国目的。因此，当刘邦他们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时，新兴的汉王朝便决定建都关中，建长安城，以之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并从此为西汉几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关中的全盛时期

秦以后，除了东汉迁都洛阳外，从东汉末年国家分裂到隋王朝统一全国，关中长安仍先后作为东汉献帝、西晋憨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几个割据王朝的国都，而不失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特殊地位。隋唐时代，不仅充分认识到关中地区曾长期作为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意义，而且更进一步认识到建都长安对解除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定都长安，不仅表现了隋唐王朝对内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意志，也表现了对外排除北方突厥等族南下侵扰外患的决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中在西汉末年因国家分裂等原因一度失去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以后，再一次作为统一王朝的国都，而发展成为黄河文化的中心。

作为国都之地，汉唐都十分注重关中地区的经济开发。先后在关中兴修了郑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等农业灌溉工程，加上实行其他优惠政策，使关中很快就成为全国最繁华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汉书 食货志》载，汉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在民间“众庶街巷有马，肝陌之间成群，乘特此者摈而不得会聚，守癌阎者食粱肉。”在这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太学，借助它创建了中国独有的“士一官僚”政权体系；也是在这里的长乐宫，汉儒学者叔孙通制礼作乐，演习“朝仪”，不仅建立了君主与民众、君主与上层官僚之间的等级关系，也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社会各种等级尊卑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古代官方哲 学儒学传统的确立，也是在这里由董仲舒的倡导和汉武帝“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下开始发展的。作为国家首都，这里集中了全国最多图书和学者，涌现了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如刘向和他儿子刘欧校书天禄阁，著成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司马迁发愤撰著《史记》，成为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的一代丰碑；《周牌算经》、《九章算术》、《记胜之书》等著作，则代表了这一时代科技的新水平。

作为汉代文化集中代表的汉长安城建设，也充分体现了它的雄伟气魄。汉班固在《西都赋》中曾这样叙述汉长安的情况：说它“连金城其万雉，近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街洞达，阎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阐城溢郭，旁流百厘，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城内宫殿更是鳞次栉比，金壁辉煌。如《三辅黄图》载未央宫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大，高三十五丈……以木兰为禁核，文杏为梁柱；金辅玉户，华摄（屋椽绘有花纹）壁挡，雕描玉调（柱础石），重轩楼槛，青琐丹挥，左械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现也。”而建章宫更是宫阁台谢相合而成，号称“千门万户”。

隋唐时代，尤其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作为首都长安，这里不仅集中了高度发展的手工业、繁荣的商业贸易、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卓越的科技成就，还有从四面八方聚集在长安的少数民族及外国商贾使者，长安不仅仅是唐代黄河文化的中心，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城市。

占地84平方公里的隋唐都城，规模宏大，建筑精填。不仅有 “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严整布局，也有“左翔驾右栖凤，翘两阈而为翼，环阿阁以周挥，象龙行之曲直”的统丽豪华宫殿建筑。这里不仅出现了李世民、魏征、贾耽、李吉甫、孙思邂等政治家、科学家，也涌现了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阎立德、阎立本、吴道子、张旭、怀素等文学家、艺术家。同时，精湛的手工艺产品和繁荣的商业活动，更使唐长安生机勃勃。

首都地位的失去

西周建都丰镐，同时在今洛阳附近营建洛邑，并说明洛邑的优点是“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因此称丰镐为宗周，称洛邑为成周。西汉、隋、唐则明确地把洛阳、长安定为东、西两京，虽然政治中心多在长安，但隋唐两代的皇帝如隋场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女皇帝武则天也都多次前往洛阳，特别是武则天更长期居住在洛阳。这些事实表明，长安虽然在地理上有许多优越条件，但封建王朝为了照顾全国各个方面，以加强其统治，因而在中原一带这个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也不能不设立一个重点城市，作为长安的辅助。

随着汉以后，北方战乱和南方经济的发展，汉唐代长安城中百万居民所需要的食粮，需要依靠江南大量供应。清运江南粮食来长安，在当时是劳民伤财的一大难事。唐代中叶以后，扬州（今江苏扬州）、益州（今四川成都）成为全国最大的手工业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全国经济中心已南移江南。

除经济发展形势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即汉、唐以来在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这条中国以长安为起点的通往亚、欧、非各国的陆路交通线，自从吐番势力兴起后，便逐渐被阻塞。因此，从唐中叶后，对外交通也逐渐由以西域为重点的陆路而转向海道。当时的重要港口，如浙江的明州（今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等，成为中国和亚、非、欧各地区交通的主要出人门户。唐代在长安集居的官僚贵族们所珍视的象牙、犀角、珍珠、香料、珍禽异兽等，也都由广州进口。这些情况表明，长安的地理条件虽未改变，但由于全国形势的发展，唐代以后这里已不能再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了。因此，北宋建都即放弃长安，选择了中原的汴梁（今河南开封）。

宋代以后，长安仍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各代的统治阶级，一直把长安作为控制西北和西南的军事重镇。长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无论如何，长安作为全国文明中心的地位已一去不复返。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它只能以一个重要的地域文化与区域文化发生着相互交流，交接受以开封、杭州、南京、北京为中心的新的文化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区的多种影响。

关中农村习俗

关中的农村有很多习俗，也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凳子不坐蹲起来”，就是一俗、一景，也是关中八大怪之一。蹲，按咱陕西方言说的更俗一点，就是圪蹴，就像秦腔戏一样老陕都知道。关中农村人爱圪蹴，爱圪蹴着“晒暖暖”，尤其爱圪蹴着吃饭。

特别是早上，在村子巷口十字老槐树下圪蹴着一堆人吃饭，除非天气实在不好，一般天气时村里的男人们大都会端一个大粗瓷碗，圪蹴在老槐树下边吃边谝闲传，不知啥时起，也不知是谁，把这种吃饭谝闲传的场合称为“老碗会”。能来“老碗会”的一般饭菜水平都差不多，每人一老碗烧的稠糊糊的苞谷榛，有的在苞谷榛上盖一坨子浆水菜，手弯子夹两三个杠子馍或蒸馍，右手捉筷子，边走边吃。也有讲究的人，左手一个老碗，虽然同样是苞谷榛，但浆水菜不盖在苞谷榛上，而是右手除了握着筷子，还端着一个碟子，里面有不多的浆水菜，边上围着几个蒸馍。也有日子过得殷实的用碟子端着毃的蒜再加些腌蒜薹，或者就是一碟油泼辣子加腌蒜薹，到了秋天有人就端着炒绿辣子，但差不多都吃着半揸厚的苞谷面发糕。

不管是一碗端的还是一碗一碟的，来到“老碗会”同样没有坐的，同样得圪蹴着吃饭。先来后到的人以最早圪蹴在此的人为准，自感与其关系近或者资格差不多的，就圪蹴在左右或对面，后来的人来了就补留下的空子，自动地围成一圈。开始围小了，随着来人越来越多，后来的人就不断地往后退着。当然，不管最后这个圈退到多大，最早来的那个人是不用动的。

“老碗会”的主题永远是屋里的婆娘，上学的孩子，后头的猪娃，地里的庄稼，日月的辛劳，社会的趣事，当然打趣逗乐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吃着各自碗里的饭，看着人家碗里的，如果比别人的好，就会有一种自豪感，神气活现，觉得娶了个好媳妇，饭比别人差的，自觉没了面子，吃了人家一筷子调了油泼辣子的好浆水菜或腌蒜薹，只有叹一口气。庄稼人心里想的最多的，永远是庄稼。风调雨顺了，饭场上喝个苞谷榛都有劲，吸溜的声音都跟唱歌一样。

关中民风民俗文化

关中地区民风古朴，民俗文化丰富浓郁，其中以春节期间的民俗文化活动最具有特色，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在农村腊月二十三即入年关，把过腊月二十三叫“过小年”。还有些地方叫“祭灶”，即祭主宰吉凶祸福的“灶王爷”，以求温饱。

过罢小年，人们便为春节做准备了，杀猪宰羊、碾米、磨面、做豆腐、购买蔬菜、吊粉条，准备好过年所需的一切食物。

腊月二十七到二十九为蒸馍时间，家家户户均蒸几笼馍馍，要吃到正月十五以后，有“正月十五以前不擀面”的习俗。妇女上街为老人和孩子添置衣裳鞋袜，老人则购买红纸，年画、冥币、白麻纸等大年礼仪用品。

大年前两天，不论城里还是农村，都要“扫舍”，家家房前屋后连拐角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窗户上重新糊上白纸，贴上大红窗花。

年三十大早，家家房门上贴对联和门神，屋里挂上年画。

腊月三十夜称“除夕”，是全家团圆的日子，在外地的亲属千里迢迢赶回家与家人团聚。入夜后家家户户明灯高照，燃放爆竹，达旦不眠，守夜也叫守岁，否则一年都会不吉利。守岁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包饺子，全家团坐一起，擀面皮的擀面皮，包馅的包馅，欢声笑语，喜气洋洋，刚结婚的新媳妇和女婿“回门”，蒸20个大礼馍，带四包厚礼看望父母，当日返回，不在娘家住宿，有“正月不空房”的习俗。

过年期间各地都敲锣打鼓，演戏唱曲，舞社火等各种各样的活动，热闹非凡。

陕西关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独有的地域文化，随着现代化社会的飞速发展，民俗文化渐渐的被人们淡忘，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它有待我们继续传承发扬广大。

关中丧葬文化

关中地区丧葬文化源远流长，文物可以验证历史，而民俗则可以直观地反映历史。

从民俗角度来看，关中地区的丧葬祭祀文化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中地区农村办理丧事时所举行的各项仪式，可以很好地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孝悌、习俗、还有崇拜等。

当人故去以后，亲属们则会立即组织起来一班人马各司其职，分头向亲朋好友报丧、请风水先生、请鼓乐手、联系厨师、搭设宴棚等。

风水先生则会根据亡者的生辰八字、门族晚辈的身份书写门牌（也就是讣告< fùgào>），并挂于亡者家门之前，门牌格式遣词用句十分考究，敬语谦词恰到好处，而后会用罗盘勾画墓穴方位，确定丧期等。

在为亡者设置灵堂，向亲属晚辈等散发孝布的同时还要置办陪葬用品，陪葬品中首推石膏彩绘童男女，这是古代只有贵族才能享受的人殉，演变为当今社会普通人藐视等级制度的一种表现。

除此之外，就是死者的日常用品，男的摆放烟酒茶具，女的摆放梳子镜子等。无论男女，墓室内都要摆放一个盛酵面中插大葱的瓦罐，取意为亡者的后代聪慧发财。

在封口字（钉棺材盖）的时候，如亡者是女性，则必须有娘家人在场，如亡者为男性，则必须有其门长者在场。这一习俗有两层含义，一来是看亡者是否为正常死亡，二来是做最后的诀别。这一习俗，已延续千年，馆罩一般都是红色的绸缎做成，并绣有龙凤或者其他吉祥图案。

在民间，老人寿终正寝是喜事。

丧乐古老、凄美、悲凉。不同阶段，其音乐的曲调风格也不一样。入殓前的晚上，吹鼓手的唢呐声如泣如诉，伴着亲人的哭声，邻里路人无不悲泪盈眶。入殓时，旋律最为悲切，亲人闻之都会掩面流泪。而在出殡的路上，音乐则会悠扬，使用来舒缓调节亲人几天来的悲伤，安抚亲朋的情绪。

安葬前天的下午，亲朋好友如约来吊丧，送礼金、挽帐、花圈、面食等。当天晚上，子女通宵守灵，彻夜不眠，焚香烧纸，灯火不灭。

安葬完后，开宴用餐。席间，孝子贤孙素服向乡亲等鞠躬叩头致谢。

自亡者辞世起，每七天为一七，直到七七才算结束，而后为百日，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面反复举行悼念活动，其意在于加深对亡者的追思、缅怀。此后为头周年，二周年，三周年（立碑）。三年服丧期间，儿子家春节不能贴红对联，而铁紫对联并书写怀念辞世亲人的内容。此后，每年清明节、寒衣节、除夕夜儿女去坟头祭司以外，再无约定悼念日。这习俗既符合短期内对亲人的怀念心情，又符合人们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淡忘事件的规律。

丧葬文化延续千年，经久不衰，表明其存在的价值，既是丧祭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丧祭活动不能讲究张扬，搞铺张浪费，悼念亲人，不是追神弄鬼，其源于血缘关系上对亲人的不尽思念，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丧祭文化对于社会稳定，增强家庭成员，乡亲关系等具有特殊的意义，其社会功能深远。

关中庙会

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中庙会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保存着民众的精神信仰，是“活着的民俗”。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神灵祭祀。在先民的意识中，主宰世间万物的是各路的神灵。

人们禳灾求福,祈求风调雨顺，都少不了祭祀。

《周礼.春官》载：“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若乐八变，则地示(土地神)皆出,可得而礼矣；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由此可知，祭祀中还得有舞蹈、音乐，这对后世庙会有着直接影响。由于祭祀的集会性与聚众性,烧香拜佛者众,所以商贩们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纷纷聚集在寺庙周围，经营饮食小吃及小商品等，祭祀渐渐有了“市”的性质，故庙会又称庙市。传说黄帝时代“日中为市”，又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可知，春秋时期，庙市就已经形成了。东汉、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传入，道教盛行，寺庙道观大盛，所以，庙会规模及频率均盛况空前。随着空祀的经常性与普及性，宗教活动逐渐世俗化不动中的商贸和娱乐性也大大增加，庙会的举办更多加入了民间俗众的色彩。唐以后，庙会成宋时进一步发展。而庙会的真正完善，当是在明清以至于近代。如此，庙会由最初隆重的神灵祭祀活动，渐渐发展成神灵祭祀、商品贸易和交流感情的综合性社会活动。

庙会的祭祀功能

2000多年前，秦始皇在周至楼观台建清庙祭祀老子；唐代的李渊认李耳为远祖，在关中大兴土木，修建规模宏大的宗圣宫，举行隆重的谒祭大典。

寺庙最初庄重的祭祀活动，为以后庙会的主题定下了基调。如今，各地历史悠久的古庙会,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祭祀。

蒲城县永丰镇每年六月初六有后稷庙会，祭祀形式采用宫廷仪式，庄严肃穆。清晨，从地方官员到名宦乡绅，都要沐浴更衣，穿戴齐整，进入后稷庙跪拜农神。大家同唱《永丰之章》“先农播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于斯万年。农祥神正，协风满坛。日子小子，宜稼于田”。

每年的正月十六和六月初七，武功镇的西坡上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后稷和姜嫄!动，当地人称为“游百病”。认为上山祭祀后可消灾灭病。祭祀时各秧歌队、社火队轮番表演们唱十进香歌，烧香，焚黄表，读祭文，场面热烈而庄严每。

年四月初一，会期十天的周公庙庙会除盛大的祭祀活动外，还有祈雨、祈娃娃、酬神拜神等各类活动；凤翔县城西的灵山庙会，相传始于唐代。每到会期，凤翔、千阳、陇县、武功、扶风、眉县各地的善男信女们云集此地烧香拜佛，数日不歇。庙内从早到晚香烟弥漫，鞭炮声不绝；近年来，农历四月初八释迦摩尼的诞辰日，扶风法门寺的佛教庙会吸引了全球僧众。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人流如潮，形成了新的文化和旅游景观。

而各地的庙会，大都以庙的名称命名。如城隍庙会、关帝庙会、西岳庙会、骊山庙会、楼观台庙会、八仙庵庙会、白水仓颉庙会、耀县药王山庙会、陇县龙门洞庙会等等。

除此之外，也有以鲜明交易内容命名的庙会。如华县高塘镇每年农历十月一的庙会，由于出售的古衣特别多，故名“赛古会”；又如该县东南福成山每年二月初八有祭祀少华山山神的庙会，因为当地的农副产品，如耙杖、锨把等均在此集中销售，故又号曰“杖拍不会”。

庙会的贸易功能

关中人把上庙会称作“跟会”、“逛会”，和外地的“赶集”、“赶圩”是一个性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直不够发达，商业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较低。乡间的物资交流，大都局限在人流汇聚的集镇或水陆码头。但其人流及人气远不及规模盛大的庙会。除去祭祀神灵之外,商品贸易在庙会上占据了重要份额。

而庙会的商品贸易可分三大类。一是饮食市场，庙会上，诱人发馋的各种关中吃食应有尽有。布棚、席棚下，是一家家的凉粉、面皮、饸饹、油茶、胡辣汤、鸡蛋醪糟、羊肉泡馍、粉汤羊血等等。

家家摊前人头攒动，满街香味扑鼻。这时，逛会中最重要的问候就是“吃了没有？”无论男女老少，人人似乎一定要在会上吃点啥才算逛了会。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许多老汉步行几十里，就是为了能在会上吃一碗2毛5一份的红肉煮馍。也有不少人为了俭省，跟会都是自带干粮，掰自己带的馍煮红肉。饮食市场在庙会上人气最旺，也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生活的艰辛；此外，庙会上土产市场十分活跃。各种农具，犁、木锨、扁担、不头、镰刀、筛子、簸箕、扫帚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在户县的庙会上，人们喜欢购买村的“端错错”(木锨把)、南羊村的“板板薄”(锨板子)、(筛子)。东羊村的“眼眼多”(竹筛子)。

而庙会上锅碗瓢盆生活用品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另外，就是猪、羊、马、牛等家禽牲畜交易，故有的庙会又称骡马大会。

总之，整个庙会五彩杂呈，热闹异常。先贤们设计各地的庙会时，大都有意安排在农闲时间，或年初、年终，春播夏种之前，或秋收冬藏之后,除了吉庆以外，就是为了便于商品贸易。

从上个世纪末关中庙会的调查来看，影响久远的庙会在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方面功绩卓著。常常一个大型庙会，三五天就有成百万的贸易量。许多集镇的供销社，庙会期间主动下乡，四处跟会以增加销售量。也有不少的个体商贩常年在各地的庙会中游走，甚至还发了家。

庙会的娱乐功能

祭祀、贸易之外，娱乐大众成为庙会的重要功能。长期以来，关中农村文化生活相对单调，公众娱乐活动更少。每年，除了春节有一些社演外，整年间缺少文化娱乐，而庙会正好满足了群众的需求。各种的杂耍、马戏、套圈、魔摇彩等，游人既可观赏，又可参与。娱乐中，劳作的苦累和心灵的枯燥得到了充分的缓解与润泽。而这中间，最重要的娱乐形式就是唱秦腔。常常是会期几天，大戏就连唱几天。白天折子戏，晚上是本戏。尘土飞扬中，锣鼓和板胡高亢激昂，戴着墨镜、咬着烟嘴的琴师忘情地陶醉着。庙会高潮的时候，常常要唱“天明戏”，乐队管弦悠扬，观众掌声不断，如痴如醉的戏迷们彻夜不眠。唱戏一般请附近的剧团，好的请县剧团,要能请上省上的秦腔团或戏曲研究院的戏,那在方圆几十里就“摇了铃”。开戏那天，锣鼓一响，人们就沸腾了。远远只见通衢大路、乡间小道，老汉小伙、婆婆媳妇、红男绿女呈网状向庙会处奔涌。不管什么时候，戏台下总是人山人海，喧腾嘈杂。

开戏以后，常常先要“打场子”。如林的竹棍儿密布在台口两边，一旦发生拥挤,竹棍儿齐打，一片喊“坐下!”人浪会在一片喊声

中被压制平息。孩子骑在大人的脖子上，婆婆们站在摞起的凳子上，年迈的老汉们站累了，远远地蹴在大树下，闭眼抽烟品着唱味。顽童们丛中穿进穿出，追逐打闹。姑娘小伙们假装看戏，眼睛寻找着眼睛说话。也有青年男女，

借庙会见面定亲的。“会圆了”的那一天是庙会的高潮。忙碌抽不开身，或路远来回不便的人，都挑着会圆的这天跟会。

这一天，人流、交易、娱乐以及参会群众的热情都会达到顶峰，各种民间艺术活动也纷纷上演：社火、高跷、龙灯、锣鼓、仪仗、民间舞蹈等。

一年一度的民间庙会，召唤着群众从四面八方云集一处，大有喜庆祥和、普天同庆的气氛，这真称得上是关中百姓自己的“狂欢节”，自己开的大型“PARTY”。

庙会为城乡群众带来的精神愉悦，是无法用金钱物质来衡量的。

庙会的感情交流功能

小农经济的封闭与隔绝，使关中人缺乏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各地的庙会却为其提供了机会与方便。常常某地举办庙会，某一家就成了众亲戚前来逛庙会的“办事处”。渴了进家喝水，饿了前去吃饭，路远的晚上干脆就住在亲戚家。有女子叫娘家妈逛会的，有亲家叫亲家看戏的，有外甥叫舅看热闹的，有女婿请老泰山游玩的。

一场庙会下来，围绕着主人纵横交错的关系网，平时上的人见了，说不上的话说了，疏远的感情拉近了，矛盾的过节解开了，亲朋好友之间的和谐增加了。热衷庙会的，更有一些乡里贤达，他们手执烟杆、眼戴石头镜，各地的庙会场场不落。他们跟会，一为散心，二图看热闹。这些人一生躬耕田亩，方圆数里熟人遍布。于是，庙会成了他们见面闲谝的最佳场所。经常可以在庙会上看见三五个老汉围蹲在地上，热情地推让着烟锅。

有的老汉热衷于逛会，仅仅是为了让人知道他还活着。庙会上他们才打听出谁谁死了，是几月。大家就会感慨：某某在去年啥啥会上还看见了么,人精神得很！老太太们也有一些当年的闺中密友嫁于他乡，平日难得一见，庙会上意外相逢，都是惊喜地拉着双手，让道于路边，叙说着家长里短，埋怨着岁月无情。至于未过门的青年男女利用庙会私下见面，互叙衷肠，更是公开的秘密。孝顺的儿女，每到庙会时，都会给老人一些零花钱，让老人们开心地逛会。

庙会为各阶层人们的情感交

流提供了机会和场所。庙会的文化底蕴与经济远景庙会有着久远深厚的文化血统。针对庙会贸的民俗现象，清未蒲城文人吴克联撰有一联：“看光景即速到场，为买些东东西西，设立三天会；这热闹不纯是戏，还借它吹吹打打，惊醒二月闲人”。

几千年后的今天，庙会传统的精华遗留，具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资格。关中地面，周至终南豆村的四月八蜡塑艺术、长安引镇后官寨正月初十的牛老爷社火、西安西大街的都城隍庙会、正月十五韦曲何家营的古乐演奏、周至楼观镇马台乡的牛斗虎、正月十六武功镇西原的游百病、正月十七斗门镇石婆庙的织女庙会等等，都十分具有传承与光大价值。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古老的庙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庙会经济水涨船高。稍有影响的庙会，动辄人流成千上万。5到10天会期的庙会天天人山人海。在外来超市大量复制的浪潮下，其实，中国的庙会早就诠释与实践着超市的精神与本质。中国的真正市场隐藏在乡村，而乡村的庙会正是启动农村消费的引擎。

庙会经济存活千年，如今，该是振兴它的时候

了。

关中汉子

曲江流饮水不

断，草堂烟雾紧相连。 骊山晚照红光显，太白积雪六月天。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陕西的风俗也非常的独特，经过汇集称之为：陕西是大怪： 陕西十大怪 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辣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碗盆难分开，帕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不坐蹲起来，唱戏吼起来。关中人大多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外冷内热，情感深藏。不知是负重太多，还是“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的古训影响深远，关中的男人一般话很少。对妻子儿女，他们纵然有满腔的感情，但却不会形诸脸上挂在嘴上。关中的男人，既不如“老北京”能说会道，幽默风趣；也不像南方人言语和婉，抑扬顿挫。无论老少，言传起来，可谓底气十足，高喉咙大嗓门，直来直去，有时简直要撞倒南墙。君不见秦腔戏剧舞台上，挣命般的吼叫，就是西安人传神的写照。 关中人实诚，豪爽，面冷心热，与朋友交，义气为先。脾气相投，性格合得来，倒也可以和你谝个半宿，把心掏出来；一旦你的人品关中人看不上，那可就对不起了，正眼也不会瞧一下，正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关中人大多性情耿直，宁折不弯。即不善察言观色，也不爱逢迎，最看不惯那些拍马溜须之徒，斥之为“溜沟子货”。因为耿直，年轻人爱发牢骚，爱给领导提意见，埋怨不受重用，自誉为“后娘养的”，无论工作干得多好，“累死也无功”。是故，二十余年来，“孔雀东南飞”者众多。 关中人好面子。请客，必定七碟子八碗，劝酒非让客人喝个酩酊大醉方肯罢休。常说人生三件大事--- 娶媳妇、盖房、安顿老人，更是好摆排场，唯恐被人讥为“啬皮”。 关中人讲究“咥实活”，一步一个脚印。做事不喜张扬，咋咋虎虎，虚张声势。故陕西科教文卫各行各业，英才辈出，成果辉煌。不仅前十几年的文坛陕军东征，让全国大吃一惊；就是近年陕西人整出来的的克隆羊，长征五号，送“神舟上天”，也让世界瞩目。 关中人大多不爱言利，不善经商。许多人信奉的是“万半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经济之途嗤之以鼻，故三秦大地，做大小生意的，以南方人居多。近20年虽有不少西安人“下海”经商，但“呛水”的多，盈利的少。 关中人办事谨慎，凡事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逾规半步，不像南方人，“绿灯跑，黄灯抢，红灯绕”。对长辈和上级，总是“不给不闹，叫来不到，给也不要”，简直是个“乖孩子”，信奉“穷也要穷个刚板硬正”。 关中人重闲适，易满足。在过去，“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其人生理想境界；如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收入能过得去，也就挺满足的。生活上有“油泼辣子裤带面，羊肉泡，肉加馍，除了神仙就是我”；文化娱乐上，一年四季有秦腔戏看，也就“嘹扎了”。对待工 作，“贡献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大年年走”。 这就是这块皇天厚土上的关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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