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使命的不断演变及其对实际运作的影响也是值得讨论的方面。传统工业文明时代的企业价值创造主要集中在经济价值，如利润和股东回报。然而，现在对价值内涵的理解更加丰富，包括对利益相关方的贡献。这种转变在企业战略、运营和组织形式上带来了许多变化。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发展、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需要从以往较为狭隘的股东权益价值观，转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价值观。这种变化反映了底层逻辑的演变，主要受到科学技术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此外，全球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疫情之前，全球化被普遍认为是时代的主流，甚至被描述为“地球是平的”。但如今，全球化的趋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去全球化”的概念，这不仅意味着缩减全球化程度，还包含更复杂的内涵。

去全球化关注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认为，全球化加剧了美国不同阶层的差距，使一些主流群体感到利益受损。同时，全球化使得核心技术和关键原材料容易受到其他经济体的制约，可能对自身发展构成风险。因此，企业未来的底层逻辑需要考虑科技变革、气候变化和全球化的复杂影响，特别是对成功的国际企业而言，这些因素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提问：这三个主要因素以及全球经济和国家政治格局的复杂关系，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策制定者大力倡导新质生产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刘俏：新质生产力是应对结构性因素的系统性回应，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适应内外部环境和技术冲击。目前，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这些要素的结合旨在形成先进的生产力。

技术革命性变革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涉及企业组织形式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布局；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则通过组织和模式变革，或者技术创新来应对增长动力不足，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功的企业能够拉动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

提问：与之相对应的，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因素给中国企业运营带来了哪些重大影响？

刘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始终与其使命和目标紧密相连。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使命和目标正在发生变化，对价值创造的理解也在演变。过去，企业主要关注股东价值最大化，如高利润和高投资回报率。而现在，中国企业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现代化方面，如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正受到更大关注。

企业应融入国家战略的实现过程中，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将更广阔，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考虑：

1. 科技创新：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面临新的要求。过去，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存在短板，但近年来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研发强度不断提升。管理者需要思考如何在新的技术变革背景下，保持技术研发的竞争力。

2. 基础研究：企业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中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9%，主要依赖科研机构。相比之下，美国有35%的基础研究由企业完成，涉及多个前沿学科。

3. 服务国家战略：企业需要在服务国家现代化和重大战略需求上发挥更大作用，将自身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提升紧密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目前，许多中国企业在技术前沿、新产业边界、市场前沿以及行业发展前沿的理解和引领方面相对较少，更多处于跟随角色。然而，未来这种局面将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重新定义新产业，并确定有应用场景的技术路径。

在面对ESG议题时，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现代企业不仅需要关注股东权益和股票市值，还必须考虑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包括客户、供应商、政府和公众。单纯关注股东利益的企业难以成为杰出企业，因此需要拓展价值理念，综合考虑碳中和和气候变化对企业战略和经营管理的影响。这既是挑战，也是契机。

此外，全球化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特点，企业必须重新审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过去，企业专注于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通过全球贸易形成良性循环，但现在必须面对供应链中断和不稳定的风险。因此，企业需要从风险管理和组织韧性角度，调整战略、产品服务组合以及组织形式，以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

提问：去年，气候变化和ESG是各大企业的主要关注点，但今年这些话题似乎不再被提及。取而代之的是AI、全球化、国家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等。你为什么依然认为ESG和气候变化是企业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这些变化是由于趋势本身转变，还是叙事方式的改变？

刘俏：这两点原因都有。现在的趋势排序确实发生了变化，安全性和技术变革被放在了前面，而ESG和气候变化则被排在后面。尤其是气候变化，其共识性较强，而社会和治理在中西方叙事和认知上差异较大。

目前气候变化的热度降低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在这一领域展现出强大的产能和竞争力。企业和国家经济层面考虑更多的是本国经济能否从这些大的叙事中受益。我一直认为气候变化和碳中和对企业来说是基础的推动力量，是未来企业发展的核心逻辑。

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全球经济体，尤其是成熟的工业化经济体，都缺乏大规模的投资机会。根据巴黎协定，到2050年需要投入约100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约10万亿人民币。这种投资可以抵消传统动能投资下滑带来的挑战，对未来经济有巨大的拉动作用。

气候变化的投资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也就是说，虽然企业或国家进行投资，但其带来的影响惠及全球。在纯市场经济下，投资者面临资本回报与社会回报之间的差距问题，尽管社会回报很高，但企业的资本回报可能并不理想，因此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动力不强。

在中国，政府和市场的独特发展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顶层设计进行引导，并动员资源，将稀缺的资金和生产要素集中投向碳中和领域。这样做契合了社会价值和国家目标，因此中国在实现碳中和方面动作频频，投资和推进力度很大。而在其他国家，这些举措更多停留在讨论层面，缺乏实质性行动。

AI投资回报可独享，而碳中和的投资回报更多体现在社会层面，短期内看似成本较高，需要转型和改变现有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约束传统做法，投资新的产品和设备，并改变运营方式。因此，企业在碳中和方面的投资动力相对较弱。

因此，在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朝向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下，企业需要有长期视野，平衡短期成本与长期收益，做出更好的取舍。这是应对气候变化投资外部性和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

提问：面对这些趋势变化，中国企业急需提升的能力有哪些？

刘俏：我们正处于一个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开启的阶段，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未来提升生产率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还在酝酿和培育中。这种情况下，企业普遍感到压力巨大，对未来充满迷茫。

辅之以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全球治理的变动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营商环境的新特征，企业面临的挑战显著增加。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力和引领性越显得尤为重要。在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企业需要通过制定战略和采取行动来顺应时代变化，满足变化的需求。这样的企业需要具备更长远的视野，体现出强大的领导力和引领性。

同时，企业在战略层面上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重大战略，包括重新定位和优化战略。然而，在执行这些战略时，也必须加强纪律性，尤其是在运营和财务管理上。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和控制负债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在短期内，战略性投资可能效果不明显，因此坚持战略纪律，合理平衡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最终，能够胜出的企业是那些拥有长远视野，并且其发展战略与未来趋势相契合的企业。例如，增加科技创新投入，应对气候变化的投入，以及在价值链和产业链方面实时调整和重构的企业，将有更美好的前景。

提问：历史上什么时期与我们当前的经历有一定相似之处，可以为企业家提供借鉴？

刘俏：从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40年代，推动了英国的崛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使美国成为主要工业强国。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互联网和生命科学的兴起相关，标志着纳斯达克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崛起。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正在形成，我认为当前最大的推动力仍是能源和人机交互的变革。在农业文明时代，人机交互受物理位置限制，能源主要来自生物质和传统燃料。工业革命后，燃料使用改变了这一现状。未来，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等技术可能进一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人机交互更加无缝。

例如，现在讨论商业模式时，平台竞争的核心是争夺用户的时间。未来可能会迎来全新的文明阶段，挑战传统的产业形态、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甚至伦理道德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传统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基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效率和价值最大化原则，但人机交互的根本变革可能带来全新现象。

我们正处于重大变革的开端。未来变化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都已在这里。就像1850年的伦敦或1890年的纽约，当时看似平凡，但谁能预见接下来的50年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以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例，1900年只有67点，如今已突破30000点。20世纪经历了大萧条，20年后市场才恢复，这一切都显示了时间尺度下的巨大变革。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决定性的推动力量将带来巨大的市场和理念冲击，我们可能低估了这些变化的规模和影响。

提问：作为管理学院的院长，你如何调整学院的使命和叙事，以应对当前的挑战并影响决策制定者？

刘俏：商学教育在变革时代面临重大冲击。商学院源于工业文明时代，如今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已发生深刻变革，因此其使命和工作范围需要革命性变化。

在研究层面，商学院应关注与时代需求、国家战略及科技变革相关的议题，研究方法和范式向交叉学科融合发展，突破技术驱动的商业实践变化。在人才培养方面，传统模式集中于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但技术变革加速，领导者的特性和能力需求变化。商学院需培养能引领未来产业变革的杰出领导者，而不仅是高效经理人。

这意味着商学院需重新设计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开发具跨学科能力和强大领导力的人才，以应对技术进步、外部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提问：你认为接下来的一年，全球经济和市场环境将会有哪些重要趋势？你对企业在动荡时期寻求明确方向和长远发展有哪些建议？

刘俏：未来，中国将在清洁能源、新能源、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人机交互等领域涌现出顶尖企业。2035年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将显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带来巨大的服务需求变化，促使消费品和服务消费领域出现优秀企业。

尽管当前机会尚不明确，但未来将逐渐显现。企业家在这种不确定环境下，坚持和展示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虽然每个企业都面临挑战，但通过理性分析和与国家战略对接，企业可以找到适合的发展路径，提高成功概率。理性分析和企业家精神将在这场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可能低估了这一变革的深度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辉煌成就，离不开顶层设计和政府推动，但市场主体作用更为关键。约1.8亿市场主体在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政策应向这些群体倾斜，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同时，需要重新唤醒和发挥企业家精神。未来，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将是理性分析和企业家精神的胜利。

提问：当前局势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企业应具备怎样的心理预期，做好哪些方面的应多和准备？

刘俏：在面对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我们常感到迷茫和无力，认为这是历史的“垃圾时间”。然而，历史表明，许多伟大企业在危机时刻诞生并崛起。例如，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尽管资本市场在1953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许多日后卓越的企业却是在这段艰难时期成立的。

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指出，危机时期的企业通常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求生欲望，这种经历帮助它们在未来取得成功。艰难环境迫使企业展现出战略上的纪律性，这种基因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们正经历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时代，这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展现领导力的时刻。历史证明，在大浪淘沙中崛起的企业往往会在新文明形态下成为未来的领导者。在困难时期展现出的创新、战略韧性和乐观精神，将是企业穿越迷雾、实现长远成功的核心力量。

责编｜许加林

排版｜王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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